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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寒事件”看“公共知识分子”

   
   春节里闹出“代笔门”
   
   连年春晚倒了观众的胃口,今年已经乏人问津,更遑论事后热议。就在失趣的人们感到寂寞时,韩寒和方舟子的“代笔门”之争上演了,好事者找到了乐子,沉闷的春节一下子热闹起来。
   韩寒的“代笔门”是一场笔墨官司,本来算不上大事,但韩寒是网络巨子,是粉丝绝对第一的超人气青年偶像,其影响力无处不在无人能及,一旦他的“代笔门”被证实,绝非关乎韩寒一个人的声誉,还牵涉到捧出韩寒的杂志社、出版社,打造韩寒的网络等媒体,连许多高调盛赞韩寒的教授作家都受累,说它是中国十几年里文化界第一大丑闻决不为过。


   更抓人眼球的是,挑战韩寒的是中国打假第一人方舟子,正是棋逢对手狮虎相斗,龙年里的第一仗非同小可,结局的胜负已在其次,事关一个“神话”的真伪和存亡,自然不是一件小事了。
   
   韩寒一反常态的文章燃战火
   
   不过,这桩闹得沸沸扬扬的论战起因并不复杂。
   去年底,就在乌坎村维权取得初步胜利,激发了民众谈论革命的当口,韩寒四天内连发三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文”高谈阔论的说教,文风和观点都与韩寒以往的杂谈迥异相左,而且说得那么糟,那么大失水准,什么“目前的中国只适合改良不能搞革命”;“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低不配搞民主”;“中共等于中国人民”之类浅薄无知的胡话,在随后的一篇《我的2011》,更说出“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那样着三不着四的怪论。
   这些逆时代潮流的陈腐滥调,更似冷却革命论的及时雨,难怪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连发两文美化韩文,大有把叛逆的韩寒揽进党怀抱的用心。由于韩寒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那些对韩寒的说法不以为然的“右派”,也只能勉为己难地说“至少韩寒掀起了一场关于革命和民主的大讨论”。
   然而,有一位叫麦田的看客不服气,写了“人造韩寒”一文,指出韩寒的许多杂谈写于他赛车前的夜半,以此断定可能有人为他代笔。被骄纵惯了的韩寒受不了,马上用人身攻击的语言带上麦田的家人詈骂一通,还发誓赌咒并悬赏二千万给找出代笔的人。方舟子看不过去,在微博上调侃反应过激的韩寒“边重金悬赏,一边销毁证据”,韩寒又以对待麦田的方式羞辱方舟子的生理缺陷,由此成了方舟子打假的新目标,掀开了韩寒“代笔门”之战,直闹到韩寒上法院告方舟子。
   
   “韩寒事件”引起的热议
   
   网上有关韩方争议是非的文字铺天盖地,笔者无意再去凑热闹,也不关心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或者说,结果韩寒自己已经作出了。一个形象阳光清新,倡导民主追求言论自由的作家,却听不得批评,对质疑自己的普通网民恶语相加;一个自诩“特立独行”,为文一向与官家过不去的“公民代表”,不坦然地正面回复方舟子的叩问,却去被他斥为颠倒黑白的衙门寻求“公正”,如此韩寒,与“代笔门”事发前判若两人,像我这样一直看好他的人,也不难判断,其中总有一个是失真的或“假”的。
   因此,我觉得更值得议论深思的,是产生“韩寒事件”的背景。
   韩方争讼事起之后,一大批有头有脸、人称“公共知识分子”的名流学者站出来为韩寒辩护,辩护也未尝不可,问题是辩护的理由有点可笑。有的说,韩寒的作品问题属于私权,别人无权质疑;有点说,韩寒是“非公权力”公众人物,不应在被“打假”之例;有的说,韩寒的早期作品有人代笔又怎样?韩寒在博客中针砭时弊,真诚呼唤自由、民主、公正,这才是韩寒最大的价值所在!有的说,真相固然重要,但质疑者应持有最大的善意。
   想到说这些话的是法学家、大学教授、著名作家,真替他们汗颜。在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眼里,真相已无足轻重,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手段,可以用虚假对抗中共的“假、大、空”,追寻当权者的真相的人可以隐瞒自己的真相,欺诈可以假借“正义”之名行市,他们好像忘了自己一直在宣讲常识?
   
   “公共知识分子”热捧韩寒的因由
   
   好奇地翻翻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以往对韩寒的评论,才找到他们为何如此“护犊”的答案。
   原来他们中不少人曾不吝笔墨地热捧韩寒,给韩寒戴过一顶顶桂冠:“意见领袖”,“八零后的代言人”,“天才作家”,“当代鲁迅”,“公共知识分子”,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更宣称“全国教授的影响力加起来也不如一个韩寒。”张鸣的话听起来有点夸张,但以韩迷的数量和韩寒博客的点击率而论,这说法法大致不差,韩寒还因此被评上二零一零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百人榜第二名。
   在网络时代,韩寒成为青春偶像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韩寒怎么能够既是一个超值的娱乐消费偶像,又是一个“自由代言”的政治符号?而且全国教授的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他?不少“公共知识分子”还认可这个评价。
   韩寒的人气得之近几年写的博文,这类时评式的杂谈,针砭时事,论说社会热点新闻,行文尖锐大胆,轻灵俏皮,通俗易懂老少咸宜,确实有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可爱,但他的言说还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充其量是打禁忌的擦边球,也谈不上有多少深度。有些作家教授们趋之如骛地为韩文叫好,是因为他们连这样的话也不敢说,便通过赞赏“公民韩寒”来为他们“代言”,把韩寒当反光镜为他们增色,借助韩寒,既表明了他们的“反体制”立场,又间接地赢得了韩寒几百万粉丝的好感,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道出了这个现实,她认为质疑韩寒的“恶果”就是“没人再批判强权暴力,无暇再关注弱者的处境”。 说得可怜又可悲,十四亿人的偌大中国,让韩寒一个人来承担“批判强权关注弱势”的重任,难怪韩寒最终肩负不了被压垮,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是被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捧杀的。
   
   “公共知识分子”的没落
   
   然而,事实并不像这位教授说的,除了韩寒中国没有“批判强权关注弱势”的人,相反,中国从来不缺这样的人,从为法轮功辩护的高智晟到追究汶川地震倒塌的豆腐渣学校责任的谭作仁;从为强制堕胎的妇女维权的盲人陈光诚到揭露艾滋病人真相的胡佳,还有到处打抱不平的艾未未,以及郭飞雄、冯正虎等一批民间维权人士,他们才是维权抗暴的英雄,中华民族的脊梁,远不是韩寒能够比拟的,可惜他们不是坐牢就是遭羁押。聪明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知道沾染他们的危险性,所以对他们的奋斗视而不见,对他们的遭遇听而不闻。去年艾未未无辜被捕后,没见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为他发声,近日,陈西、李铁、朱虞夫先后因一首诗几篇文章被重判十年、七年,面对日益恶化的“文字狱”冤案,也罕见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为之呐喊,与“韩寒事件”中纷纷出来站队表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有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出现“韩寒现象”的畸形状态也就不奇怪了。看看一九四九年前的民国,中国的“意见领袖”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人数多的不胜枚举,试想,韩寒这样的“意见领袖”能够立足其中吗?再看看差强人意的一九八零年代,中国的“意见领袖”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郭罗基等一批大家,韩寒这样的“意见领袖”能独领风骚吗?
   可见,韩寒能在当下的中国独占鳌头,不是他有什么超人的才华和人格魅力,而是应该担当的知识分子整体的没落,真如韩寒自己说的,是“时无英雄,让我这个竖子成名”。八九六四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臣服中共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名利地位的诱惑下同流合污,个别出头的椽子往往单打独斗,在得不到应有的声援下自生自灭。更有甚者,在近年的一系列维权事件中,每到关键时刻涉及要害问题时,总有“公共知识分子”突然变脸,干起帮闲或帮倒忙的勾当,让愈来愈多的民众失望,“公知”这个几年前很光彩的“头衔”,渐渐被有些草根戏称为“公痴”。
   
   中国的希望在草根阶层的觉醒和奋进
   
   知识分子自甘沉沦教育了普通民众,把希望寄托在知识精英身上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强自立才是自胜自道,何况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改变中国命运、对改革贡献最大的是草根阶层,而不是知识阶层。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这次乌坎村通过“起义”争取到民主选举,又为中国政治改革迈开了划时代的一步。
   “沉舟则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作为“公知”代表的“韩寒神话”的破灭,连带围绕“韩寒事件”的“公知”群体的丢人现眼,使草根阶层进一步觉醒,逐渐走向理智的网络时代,也是草民自我启智的课堂,给草民提供了发挥才干的广阔舞台。外有埃及革命胜利内有乌坎选举成功的榜样,只要团结起来,认准目标,不迷信仰仗精英,草民也能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益,中国的自由民主也会在他们的苦斗下往前推进。
   2012年2月
(2014/11/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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