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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反服贸”和茶叶蛋争议

   
   
   官媒唱衰“太阳花学运”
   
   三月十八日到四月十日,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学生团体为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占据台湾立法院,经过二十四天如火如荼又有礼有节的抗争,最终以胜利收场。


   虽然学运促进了台湾的民主,但在海峡这边的眼中仍然是“动乱”,代表官方的媒体纷纷出来唱衰,“中国台湾网”(自称“全面、系统报道台湾新闻资讯,深入、权威解读两岸关系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却罔顾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对学运的支持,一面倒地报道台湾人士如何声讨学运、谴责民进党;《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称台湾学生“反服贸”“是瞎胡闹”;《求是》网站推荐的文章斥“反服贸”“让人笑掉大牙”。至于学生如何“瞎胡闹”,又如何“让人笑掉大牙”,他们是不敢详解的。但明智的网民从官方的表态中就可断定,“台湾学生的动乱”坏了这边的好事,只不过理解学运的意见一出现就被“和谐”删除了。
   
   借“茶叶蛋争议”反“反服贸”
   
   中共掌控的舆论阵地心知肚明,无论是“太阳花学运”模式还是反服贸的因由,都不易在大陆深入探讨,为转移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岛上学生抗争日趋激烈的当口,这边的网络水军搅混水无端生事,突然在两岸间闹起“茶叶蛋争议”。
   有人翻出三年前(2011年)台湾一档综艺节目,针对台湾学生提出去大陆创业卖茶叶蛋的想法,担任嘉宾的台北美食学院教授高志斌提醒说,要注意营销手段,大陆不是每个地方的人都吃得起茶叶蛋的。
   一时间,“台湾人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在网络疯传, “茶叶蛋”一词连续多日占据微博热搜词排行榜前列,微博调查“你吃得起茶叶蛋吗”,吸引了二十多万网友投票,逾八成网友调侃反诘:“茶叶蛋是高帅富专属消费品”;“自己吃不起茶叶蛋”;“要分期购买茶叶蛋”…… “大陆人”被台湾人伤害了!激怒了!广州某房地产公司高管用行为艺术回击“歧视和贬低”,自费购买十万个茶叶蛋在街上免费派送。一碗“茶叶蛋”冷饭就此被炒得热火朝天。
   新华社驻台北的记者不介绍台湾的“反服贸”运动,却小题大做地采访当事者高志斌重提旧话,并推波助澜地专文谈“茶叶蛋风波”;连一向假正经的人民日报也破天荒加入“八卦”,四月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那些兩岸笑談 ‘當真’你就輸了”,提醒两岸民众“一颗茶叶蛋的误会,充其量没有台湾人到大陆卖茶叶蛋,倘若服贸呢,如有人信口雌黄,如有人为了一己之私蓄意扭曲,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今天的服贸协议同样碰到蜚短流长,什么一百八十万大陆白领将到台湾、什么四点八万新台币可移民台湾……这些和茶叶蛋同层级的服贸‘笑话’,当真,你就输了”。人民日报永远是人民日报,借八卦谈政治,用“茶叶蛋争议”论证“反服贸”的荒谬,以达到反“反服贸”的目的。
   “服贸协议”是否被台湾学生误读?不争的事实早已摆在那里:大陆广招台商、吸引台资二十多年来,台湾本土产业日益空洞化,因此错过了产业升级的时机,使台湾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服贸协议”的内容不止经贸、连文化产业都要“互惠”,一旦签订实施,台湾将不仅在经济上被大陆蚕食,政治文化上也难免陷入“香港化”的境地,其灾难性后果不难预料。所以,对人民日报等中共喉舌吐出的“象牙”不必费力反驳。
   
   “茶叶蛋争议”伤害了谁?
   
   倒是被台湾教授“伤害”的“大陆人”的反应颇值得一议。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二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按中国自己的标准尚有一亿多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2300元/年,每天不到6.3元);农村养老金每年600元(平均每天2元),他们每天吃得起一块钱一个的茶叶蛋吗?《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2012)》显示:“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普遍‘营养贫困’,近半(47.6%)学生每天只吃两顿;每月有1/3的学生吃不到肉;2/3的学生吃不到鸡蛋;80%的学生喝不到奶;39%的学生吃不到豆类;35%的学生每天只吃一种蔬菜,主要是土豆、白菜和萝卜等;多数靠自带的咸菜、辣椒酱,甚至盐拌饭。”
   所以,农村长大的“城里人”愤愤不平地责问: “你们用自己的生活水平质疑台湾人时,忘了贫困的农民也是大陆人,只不过他们连茶叶蛋都吃不起,遑论买电脑上网和你们论理,只能哑口无言地被你们代表并承受你们的伤害。”更有人痛斥房地产高管,“宁可挥霍十万个茶叶蛋炫富,也不愿送给想吃茶叶蛋而不得的贫困农村的孩子,充分显露了丑陋的暴发户心态。”
   
   “中产阶级”和工农阶层的隔膜
   
   无独有偶,二十五年前出现过另一场“茶叶蛋争议”,不过说事者相当于如今被称为“中产阶级”的一群人。
   在残酷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知识分子是被改造对象,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比工农大众矮一头,在经济上也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待遇。比如,工人阶级集中的企业单位职工子女享有半额医疗保险,而知识分子为主的事业单位职工却没有这项福利。
   文革后“臭老九”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但经济上直到八十年代末都没有相应的改观。那时,经过包产到户,农民的日子已见好转,个体经营蓬勃发展,还出现了无数万元户,由此引发知识群体抱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刀的”,这种不满情绪也是促使他们在六四时上街声援学生的一个原因。
   六四后的邓江胡时代,中共接受教训转变策略,在继续维持政治高压的同时,用经济利益笼络知识群体,诱导他们只奔“钱”程不问政治。经过二十多年的“给养”,知识群体先富了起来,以他们为主的城市“中产阶级”形成了。在此过程中,劳工阶层却遭受压榨成为经济发展的弱势群体。时下,每天都发生失地农民的抗争和血汗工厂的劳工罢工。遗憾的是,他们的维权斗争得不到知识群体为主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有力声援。
   近年,海内外有识之士常产生疑惑,“‘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推动民主转型的中坚’的‘规律’为什么没在中国兑现?”
   前后两次“茶叶蛋争议”似乎透出一些端倪,涉及到前面所述的中共六十多年来施用的统治术,就是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分化瓦解知识群体为主的“中产阶级”和工农阶层的关系,不是“厚此薄彼”就是“厚彼薄此”,人为的在两者间造成无形隔膜,使他们彼此缺乏应有的同情和理解,难以拧成一股绳结成命运共同体。
   因此,如何破除中共制造的“中产阶级”和工农阶层的隔膜,让两者组成对抗强权暴政的联盟和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民主化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茶叶蛋争议”引出的另类思考。
   
   原载《争鸣》2014年第8期
(2014/11/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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