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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第一卷第一章)
·第一卷第二章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
·第三章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关系管窥
·第四章信耶稣的国民: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
·第五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六章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第七章基督教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吗?
·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三个重大挑战
·第九章儒家和基督教为什么争战
·第十章怎样看待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扩张?
·十一章“中国梦”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乱象
·十二章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十三章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
·十四章在基督教锡安主义阴影下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十五章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抬头说明什么
·十六章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
·十七章基督教普世观念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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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二十三章、黑人的天主教与众不同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二十三章、黑人的天主教与众不同
   
   (221)
   毛泽东之作为一个萨德主义者(Sadist):“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脱胎于薩德侯爵(Donatien Alphonse Franois Sade, Marquis de Sade,1740──1814年)的理论──“把革命需要的社会责任,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结合起来。”文革是毛登峰造极、挥洒自如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尽管那打着“群众专政”的极权主义红旗。
   
   
   
   (222)
   “黑人的天主教信仰,没有发挥宗教通常所起的那种作用,即让信仰者安于现状,反而激发了人们改善世界的愿望;所以,它更像兴奋剂,而不像麻醉剂……黑人天主教徒常常描绘的一幅图景,就是黑人的酷吏在地狱中折磨白人的犹大。”──这就是思想所具有的、“绝处逢生”的再生功能。
   
   
   (223)
   “康德对于科学所进行的阐释,质疑了‘独立于人类理解者之外’的‘正确’或‘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这就构成了一切现代知识的起源:科学仪器是人类感官的延伸;科学知识是人类理解的延伸;科学不过是人的思想,而非客观事实。
   
   “康德认为我们无法知晓我们自身之外的目的,认识不能够离开心灵方式而进入‘物自体’,正如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视觉而看见什么,不能离开我们的听觉而听见什么,我们只能假设存在知识进而阐明之:判断力规定了我们的知识。”──有人自称“研究广袤的宇宙、探索事物的本源”,其实他不过在研究自己的感觉。
   
   
   (224)
   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年)及其门徒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他们认为,“宗教试图回应或激发人们的情感,有时也促使他们行动;但是宗教不应提供对于现象的解释。”──他们难道不懂,人是一种“受到思想支配程度最高的动物”;如果缺乏“对于现象的解释”,人们既无法行动,甚至“难以表情”(难为情)。
   
   
   (225)
   “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年)抛弃了大多数启蒙运动学者的理性主义观点,他认为人类从原始的知识过渡到启蒙的理性是一种退步,而非进步──具体的图像要比抽象的表现形式,更为有力,更有创造性,更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因此上帝的形象总是出现在寓言。以及栩栩如生的画面而不是乏味的散文中。”──这说明人类的最为本质的思想往往超越理性和理性的说明,而更加接近“本能”。
   
   
   (226)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年)认为必然存在某种比个人内心经验的主观世界或人类共同经验的物质世界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在其1803年出版的《自然哲学概念》中,他将这种更为根本性的东西称为‘绝对’,他继而论述‘绝对’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我们的‘思想’,二是我们身外的‘自然’;自然和思想均为‘绝对’之体现,说明了我们的思想功能为何能与自然世界的结构相配。”──两百年前的谢林,其时代还不足以理解:人的思想功能之所以与自然世界的结构相配,就是因为二者同为宇宙信息的产物,同为思想主权的产物。
   
   
   (227)
   斯拉夫化的普鲁士王国豢养的哲学教授黑格尔奴才,其奴化思想来自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第一篇第五章:“如果法律是非正义的,它就不能存在。”──结果自然就是“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了,强权就是公理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了……《法哲学原理》和《小逻辑》的变奏,说明这不是一句心血来潮,而是自由意志的系统工程。
   
   “黑格尔鼓吹,奴隶可以通过他的劳动改变世界,同时也改变他自己;而奴隶主却陷入了完全依赖奴隶的境地,由于不能通过工作改变世界,奴隶主无法实现他的真正自我。”──黑格尔哪里懂得,奴隶主的工作就是“管理”奴隶,奴隶主的真正自我就是通过奴隶改变世界、创造更加高级的文明;而奴隶“通过他的劳动改变世界同时也改变他自己”,却是假象,因为那只是在实现奴隶主的意志。
   
   黑格尔无法理解思想的价值是超越于哲学的。正如德国人无法理解自由的意义是超越于经济的。
   
   
   (228)
   叔本华说,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的钟摆;他的意思是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因此人生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剧……其实,叔本华的轨迹就在于他把幸福说成是无聊了:一切幸福如果按照叔本华的哲学就都是无聊的了──这其实不是叔本华的哲学,而是埃及神话──按照埃及人的思想,感觉孤独的不灭之神阿图姆(Atum),极端无聊,于是以手淫的方式,创造了两个同样为圣体的子孙:空气与干燥的男神“修”(Shu)、湿气女神“泰芙纳”(Tefnut):“我使种子进入我的手中。我把它倒入我的口中。我排泄,修显形,我放尿,泰芙纳显形。”出生的方式不怎么荣耀,修(Shu)和泰芙纳(Tefnut,也就是雨云女神(修的姐妹而兼妻子,具有母狮头)却是与时俱进地成为众神的源头。
   
   阿图姆创造宇宙众神及天地万物的过程,还有较为高级的版本:“他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了天和其中的天体、众神、地、男人和女人,动物、鸟类、虫。这些创世的思想或观念被阿图姆的智慧转变成词语,当他说出这些词语时,一切创造物就出现了。”在埃及的太阳神拉(Ra)的相关神话中,语词与创造依然相随:“当他需要一个立足之地时,他首先在脑中想出那个立足之地的样子,当他给它起名,并说出那名字时,这立足之地就立即出现了。”──这就是思想主权在埃及人心目中产生的共鸣。
   
   
   (229)
   “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认为人是将自己的特点集中起来,投射到宇宙背景下,从而创造了上帝。”──如果他说得对,他应该一直活到现在而不会死去……因为费尔巴哈的幼稚就在于,把“上帝”和“人们有关上帝的观念”混淆起来了,结果他就得出了“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可笑推论;人类如果真能自己创造自己,这样的人就应该不朽,比尼采的超人还要“有病”。
   
   
   (230)
   “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年)提出了最具影响的中间路线思想‘功利主义’,国家的宗旨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效用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他被奉为一个世俗的圣徒,他的遗体在伦敦的大学学院展出,以鼓励学生求学上进。”──边沁引出但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多数”,由谁定义多数?
   
   “边沁的弟子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显示修改了功利主义,然后拒绝了功利主义;他认为自由是绝对的,除非它干扰了他人的自由。”──可是他无法列举,世界上有哪一种自由,可以不干扰他人的自由?还是功利主义的老毛病:问题是,如何定义“自由”,由谁定义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世界之大,你吃得完吗?对于功利主义来说,世界复杂,你算得过来吗?
(2014/11/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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