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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二十一章、生命活着的时候才会觉得悲苦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二十一章、生命活着的时候才会觉得悲苦
   
   
   (201)
   零点哲学:“1755年地震后,复仇天使飞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灰尘弥漫的天空;这个画作的主题在同时代的文学中得到回应:恐怖之后宗教复兴、神圣的正义、施行善举的道德机会、灾难的削平作用──它使富人遭受与穷人同样的命运。”──一条通往零点的归途,抹掉一切,从零开始。
   
   
   (202)
   “1755年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里斯本的大地震,使得二十万人无家可归,几乎也摧毁了八十一岁的伏尔泰对于进步的信仰。”──伏尔泰对于进步的信仰竟然会被一场地震摧毁,可见其脆弱程度;如果他不幸活到了二十世纪,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党专政,他会不会变成专制主义者?
   
   伏尔泰临死的时候悲叹说:“但愿我从来没有出生过。”亚西西的弗兰西斯临死的时候,代表灵魂向肉体道歉,这一生太是劳苦了──他们两人的表现虽然两极化,但却同样体现了生命活着的时候才会充满的悲苦;其实并没有那么悲苦,否则就活不下去了。何况多数人死的时候,还是漂漂亮亮的,而没有一块一块地掉光了皮肉。我由此而知,悲苦其实是一种思想。死亡何尝不是神的祝福?
   
   
   (203)
   “欧洲启蒙运动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是西欧思想与海外特别是中国思想的相互作用。”──这正如反过来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变局,则是中国思想与海外特别是西方思想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780年代中期,当西方热气球发展的消息传到中国宫廷时,中国人立即询问其可能的军事用途,‘只有在战争中’,一位亲王解释说,‘我们才不计代价’、不畏艰险;我们愿意尝试任何事情。”──什么时候中国人改变了满洲人遗留下来的这一鼠目寸光的短视行为和官方垄断的科学思想,什么时候中国才可能在思想上配得上其庞大的体积,成为一流国度。
   
   水涨船高:“通过启蒙运动的敌意,十八世纪成为西方宗教的复兴时期。”──科学和宗教之间,似乎存在“在冲突中互相激励”的关系;新的科学促成新的宗教觉醒,新的宗教,促进新的科学发现。
   但伏尔泰敏锐地指出:“下层民众不值得启蒙,他们乐于插科打诨”,他于是把希望寄托在“文明并乐于思考的人”身上;只是他似乎忘了,即使像他自己这样“文明并乐于思考的人”,也还是“乐于插科打诨”,而且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下层民众。因为人类基本上还是一种动物,尤其当他们理屈词穷的时候。
   
   
   (204)
   “即使在欧洲,新思想也会遭遇怀疑、检察、迫害……《百科全书》从1751年到1772年,出了十七卷文字和十一卷图解;到1779年,在国家主权的口诛笔伐之下,在欧洲销售了两万五千册。”──这就决定了,新思想一般都是在多元格局下才有可能发展壮大;在中国历史上,新思想一般都是在长期分裂的格局下发展壮大的,例如春秋战国、南北朝、第二次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辽金元);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次南北朝(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205)
   思想的普遍性:“《百科全书》强调功用、工程、机械、技术,在狄德罗看来,较之‘形而上学体系’,‘在织袜机中有更多的才干、智慧、结果。’……其基调是高度批评欧洲既有的君主和贵族的历史。”──高度批评欧洲既有的君主和贵族的历史,也就是说,高度批评国家主权的历史。
   
   
   (206)
   “如果上帝是全能又是全善的,那么实践为什么还会有恶?”对此,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的答案是:“善与恶不可分离,因为没有了这一个,那一个也毫无意义。”──“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对此伏尔泰讥讽说:“在最好的一切都可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们两位都没有想到:他们所说的善恶都是人的感知;也就是说,人把上帝的创造分割为善与恶了……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古代的希腊人,后者知道人是把自己误认为万物的尺度。
   
   
   (207)
   “如果你信仰人类之善,那么你就信仰自由。”──那么,对于信仰“原罪存在”的人来说,自由岂不意味着“作恶的自由”?
   
   
   (208)
   “罗曼蒂克的价值包括想象力、直觉、情绪、灵感甚至狂热,领先于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作为真理和行动的指南。”──这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没有骑士精神,只有侠客精神;所以中国也没有罗曼蒂克,只有风流倜傥。
   
   
   (209)
   在西方哲学史上,贝克莱被公认为是主观经验论的创始人:“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cipi)”,指出了人类经验的本质局限;所以他的《人类知识原理》论证了“物体就是观念的集合”这一命题,而“我”所感觉的一切来自“一切心灵”,而世界就是“一切心灵”创造出来的;在这里,贝克莱的“一切心灵”其实还是一个假定,其前提,只能是对于“上帝”的信仰。而实际上,“心灵”和“心灵”之间是无法沟通的,更加无法联合起来。
   
   
   (210)
   “休谟指出:感觉并非除它自身以外的任何意义的证据──引起人们感觉的物体其实质是一个无法眼见的假设。”就人对物体所做的解释的不完整性而言,确实如此;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而是指出了人类认识的主观局限性。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才是明智的标志。
   
   “休谟把怀疑主义分为两类,一种如勒内·笛卡尔所代表的‘先行怀疑主义’,该主义对那些不依‘先行’绝对正确标准作依据的一切信仰都加以怀疑;一种是休谟自己所代表的‘后果怀疑主义’,该主义承认由于感官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主张用理性来纠正这些错误后果,‘明智的人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接近休谟而不是笛卡尔,毕竟休谟比较晚出,更为周全一些;但我更加知道,信仰说到底是无法证明的,更不用说“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了;而且,信仰的价值就在对于没有证据的事物的确信不疑,这种确信不疑能够给人无比的勇气,而且往往能够创造人间奇迹。
   
   如想美化一下休谟,则可以认为“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就是尽量让信仰减少来自常识的质疑和阻力。但常识不是信仰的证据,而是信仰的对手。

此文于2014年11月1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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