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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没落,人口与税收减少

   第三部下“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第二十八章、帝国的没落,人口与税收的减少
   
   
   (271)
   “对亚洲人的传教活动困难重重,这不仅因为葡萄牙人遭到忌恨,而且还因为许多传教士的所作所为给他们的宗教留下了坏名声。”──可悲的是,许多人是通过人来认识上帝的,而不是被上帝亲自拣选的。
   
   “由于出现印度式和中国式基督教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故而尊重当地习俗政策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因为这种政策倾向最终会导致各国教会的独立;到1701年,罗马所以决定放弃传信部的早期观点,并决定耶稣会士在东方的冒险。”──结果导致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搁浅。
   
   
   (272)
   “(在十七世纪)日本人注意到天主教和新教、耶稣会和方济各会的冲突;许多日本人对欧洲人感到怀疑,认定其真实意图在于占领。”──结果导致天主教在日本遭到屠杀。鉴于基督教在日本的迅速发展,“1639年日本政府决定:彻底禁止基督教在日传播,并对拒绝叛教者,流放或处决。不过,当耶稣会士把他们在日本使用过的传教方法搬到中国以后,却不能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日本人之所以欢迎西方的世界观,是因为这样可以削弱中国人宣称的文化至尊地位,并破坏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说法;而对于是否应该把西方思想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他们仍然犹豫不决。”──夹在中日之间的韩国,同样有这个文化尴尬;但是他们明白,既不能坚守儒教,又必须拒绝神道,只能接受西方的基督教……如此看来,文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不得不提请注意。所以,要让中国主流社会接受基督教,必须给出一个充足的理由;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以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为主要任务”。
   
   
   (273)
   “1550年代,意大利北部帕多瓦的解剖学家法洛皮奥(Gabriel Fallopius, 1523──1562年)解剖女尸发现,它们并非不寻常的人体结构;女性并不是早期医学宣扬的那样,是大自然制造男人的试验品。”──这种男女平权观念不仅是科学发现,也是社会发展:在先秦中国,姓是种族区分,氏是阶级分野;姓氏合一、国姓运动,给所有的人以姓氏,这就打破了阶级的壁垒,而在日本,这是晚于两千年才做到的(中国在汉朝,日本在明治);所以日本近代很有活力,还保持着类似中国秦汉那样的原始动能。
   
   
   (274)
   “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很罕见,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与旧式内战一样,贵族从家臣、亲戚、佃农中雇佣私人军队,相互作战,其他十六世纪的反叛也有同样的性质;英国1640──1653年的内战过去常被作为阶级革命的经典范例,即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实际上,这场战争不过是传统的反叛、外省对抗中央集权、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斗争、宗教战争的混合物。”──中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两百年革命也是如此: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传统的反叛、外省对抗中央集权、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斗争的混合物,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革命是传统的反叛、外省对抗中央集权、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斗争……这与其说是“阶级斗争”,不如说是“现代化之争”。
   
   
   (275)
   “十七世纪俄国的彼得大帝(Pyotr Alexeyevich Romanov,1672──1725年),是一个凶残的人,他最欢喜的时刻就是观看杀人表演、处决囚徒;他被反对派视为‘反基督教分子’、‘沙皇=魔鬼=撒旦=骗子’。”──但实际上,问题不在其个性,而在其背景:“欧洲重心的北移,例如,十七世纪的新兴国家,尼德兰、英国、法国、瑞典,都在北部;一些成长神速的城市也是这样,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相形之下,地中海世界显得停滞不前”:这都是由于航线北移造成的,西方世界的中心舞台,从地中海变成了大西洋和北海,波罗的海成为重要的出口之一。
   
   
   (276)
   “古老城市、自治市镇和市场全都蒙受损失,逐渐衰落,伦敦对此要承担责任……各郡的贵族绅士常常蜂拥来到城里,各有所图。”──现在,中国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逐渐撕裂、全面解构中国社会,如果说中国还有社会的有机存在的话。
   
   
   (277)
   困境里的优势:“1、世界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像阿姆斯特丹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把城市设计得如此全盘的整齐优美,即使荷兰人后来也没有能遵循他们早先的伟大范例;2、这是五个世纪共同努力整治河山的结晶,从围海造起的低田一直到城里,都是井井有条。”──什么时候,大陆中国也能从它的千年颓势和帝国灰烬中走出来,朝向海洋的蔚蓝色,建立与其陆地面积相称的海上强权。那时,长期的亡国奴的经历就会变成一种财富:“疾病最后也会产生克服疾病所必须的抗体。”因为我们知道,西班牙之所以能够在美洲建立帝国,就是因为此前他们有过八百年的亡国经历。
   
   
   (278)
   “英国殖民者盲目地模仿西班牙殖民者,在1609年下令北美第一个永久殖民地弗吉尼亚的移民,继续装神弄鬼去对付土著,并为了展现殖民者的不朽形象,隐瞒任何白人死亡的消息。”──中国的古语也有相同的论调:“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对大多数殖民地的英国臣民而言,美洲土著只是他们攫取土地的障碍,对付土著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屠杀;1637年康涅狄克特州米斯提克河大屠杀几乎将新英格兰佩克特族的美洲土著消灭了一半。”──即使到了1920年代,英国人还是手痒痒,忍不住要在长江上向“看洋船”的中国百姓随意开炮,一下子就杀掉了好几百个中国人。难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就知道需要在“英吉利”三个字前面都加上反犬旁,以示这种人是一种人面兽心的家伙。
   
   
   (279)
   “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托普卡皮王宫,其布局体现了苏丹认为的统治方式,是政治运作的方式的指南:御座亭是一个圆亭许多房间像游牧牧民的帐篷一样散落在周围的土地上……后宫可以容纳两千名妇女,马厩可以容纳四千匹马,七百五十万平方英尺的土地上 建有十座清真寺、十二个浴室、和两家医院,御厨每天侍候五千名食客,宴会时达到一万人。”──很明显,主导这种排场的心理学原则,而不是经济学原则。
   
   
   (280)
   帝国的没落,常常伴随着人口与税收的减少,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就是如此──无独有偶还有可能更多:“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试图占领哈布斯堡首都维也纳的行动失败了,在随后的和约里,土耳其放弃了在欧洲的更大的野心……这是因为帝国发生了无法解释的人口增长的停滞。”现代白人社会,正在陷入日益增强的人口下降过程,这与“西方的没落”正好同步;中国在“放宽生育政策”之后如果无法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过程,就将步入西方的没落所造成的巨大漩涡。
(2014/11/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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