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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永远是人类行为的第一动机

   第三部下“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第二十二章、贪婪永远是人类行为的第一动机


   
   
   (211)
   “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暴力和秘密统治之上的,告密和暗杀作为统治工具,这种制度势必阻碍一切城市的工作、公正的判决、互相之间的合作信任,使得那些在中央的人由于自己病态的怀疑、恐惧和想入非非,变得非常愚蠢。”──这就是有“共和”而无“民主”的寡头政治的先天特点,几百年后东亚半开化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这种寡头共和和军事独裁的特点,尽管前者声称自己通过军政、训政已经到达了宪政,而后者则号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军事民主制”。
   
   
   (212)
   “美第奇家族渐渐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政权;虽然这个家族支持古典艺术,但是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实际在金银首饰和华而不实的宝石类‘艺术品’上花费更大。”──贪婪永远是人类行为的第一动机,艺术装璜不过是为了满足这个动机的需求而发明出来的遮羞布罢了;戈林在二战中掠夺艺术品,毛泽东在文革中窃取古董书,都是贪婪的体现。毛泽东是所有人渣中最坏的一类,因为他在偷窃的同时,还查封了所有大学和图书馆,不许别人读书,让全体人民都变成文盲,好让他的“语录”能够取代孔子的“论语”,并把他拱上“导师”的位置。为此他还调来了钱钟书一类的文丐,配合洋人为自己充当翻译,向外部世界推销“毛主席语录”。
   
   
   (213)
   当宗教成为饭碗的时候:“曾为美第奇家族别墅绘制异教徒色情图画的大艺术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年)转而创造以圣经为主题的作品。”──“为五斗米折腰”,看来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毛病:“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而“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也不仅仅是儒家的弱点。国家主权的强大,足以扭曲思想主权的存在。
   
   
   (214)
   失败的阴谋家被迫成为阳谋家,妖怪撕掉了自己的画皮: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Gonfalonieredi Santa Chiesa);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当我回顾公爵(博尔贾)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恰好相反,我觉得应当像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鸿图终成画饼。”──毛泽东的反右、文革,也是如此自掘坟墓。如果毛泽东多活几年,也许就能把他的“革命”(“革大家的命”)进行到底了。那么,他就能超越张献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屠夫了。
   
   
   (215)
   “奥斯曼土耳其人继承了普遍主义者的三大传统:1、受中国影响的草原传统力图把帝国扩大为天下;2、伊斯兰的哈里发遗产和名号;3、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阴魂不散。”──第一条给它独尊的可能,第二条让它统治回教,第三条使它与俄国变得势不两立。由此,“中国”即“中央国家”的思想,得以逐渐传得到西方,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打下心理基础。这里的“中国”不是指“CHINA”(“支那”),而是指“the Central Kingdom”,即“中央王国”。“中国文明”(“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是一个思想主权的概念,不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概念,它可以由任何一个民族来代表和推行。
   
   
   (216)
   中国式样的腐败:“在土耳其帝国里,军人生活与行政生涯是无可争议的最佳致富之道:外省总督聚敛的钱财,要比顶尖商人从生意中挣取的多得多,许多时期掠夺程度超过了税收的比例。”──而我有关《军阀建国》的研究显示,这是任何一个军事政权都必然具有的特征,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然导致的腐化堕落。
   
   
   (216)
   “近代国家体制使得欧洲人不再像中国或是奥斯曼帝国那样,拥有统一的指挥,结果就促使统治者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为创新者提供了获得资助的渠道。”──这样的近代欧洲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中晚唐时代(相当春秋时代)和五代十国、南北宋时代(相当于战国时代),是一种文明比较富于创造力的时代。
   
   
   (217)
   “挤在奥斯曼土耳其和莫卧尔印度之间的萨菲波斯王朝在某些方面与这两个伊斯兰教国家相似……他们一面汲取古代王权的传统,一面拥抱穆斯林的政治思想,目的都是使其统治合法化……与此同时,它的阿巴斯一世(1571──1629年)却囚禁了自己的儿子,杀光了自己的远亲。”──囚禁儿子、杀光远亲,这是由伊斯兰教的“顺位继承制度”造成的,不及中国传统的继承制度有效。而现代中国在继承制度上则陷入了混乱,导致内乱频生。文革期间,有一道对联写道:“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横批是“市委领导”……其实,不仅土耳其王朝和中国的党委是这样“双重性格”,古今中外一切权力机构,都多少具有如此的言行背离。这是由思想主权和国家主权之间的角力决定了的。
   
   
   (218)
   “萨菲王朝统治的大多数人不是什叶派教徒,但是萨菲王朝希望拥有与奥斯曼帝国逊尼派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这一想法似乎驱使了他们的政治行为;就像莫卧尔印度的阿克巴一样,他们想要一种自己的宗教……随后的统治中,令人眼花缭乱、震撼人心的典礼,把什叶派的教义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头脑里。”──原来,现代伊朗人的什叶派宗教,是他们古代的统治者强行灌输给他们的祖先的,就像满清迫使中国人剃发留辫,而中共迫使中国人崇拜马列,其手段就类似于“留发不留头”、用暴力强迫洗脑。这是由于,国家主权总是要拿思想主权来为自己镀金。
   
   
   (219)
   伊斯兰教的法则就是以战养战:“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发现了一条使其莫卧尔帝国的制度得以继续下去的规则──不断的战争让贵族们应接不暇,不断的征服使他们奖赏有加;正如一位大臣所观察到的那样:‘生在军营’,新的领导人涌现出来。”──这其实也是野蛮的军事征服者斯大林—毛泽东的秘密法宝……他们对内清洗屠杀,对外渗透扩张,斯大林建立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支援各国恐怖分子……而一旦他们的进攻停止了,他们的政权也就瓦解了。
   
   
   (220)
   “传统上,征服者或印度的重新统一者总是外来的……对印度人来说,更容易接受外国征服者而不是印度人。”──中国也有类似的倾向,虽然程度稍轻;但日本侵略军属下的“东亚研究所”编纂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却列出了北魏、辽、金、元、清等五大外来政权,并自命为中国的第六征服者……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日本失败了,苏联却成功了。中国的这一特点,是在接受了印度宗教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期间才变得突出的。所以我想,中国要是不想再当亡国奴,一定要彻底摒弃吃素的佛教。
(2014/11/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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