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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的保护者斩首示众

   
   第三部下“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第二十一章、弥赛亚的保护者斩首示众


   
   
   (201)
   放肆的恶果:“1230年格鲁吉亚女王鲁苏丹的名字以及‘女王中的女王、世界与信仰的荣耀、弥赛亚的保护者’的文字,印在了钱币上;仅仅十七年之后,另一枚格鲁吉亚钱币上刻上了骑马的肖像和如下的文字:‘大卫国王、大汗贵由之奴。’”──“弥赛亚的保护者”这一僭越的称号,终于被斩首示众,并让位给蒙古人的野蛮专政(类似于二十世纪苏联、纳粹、中共等前赴后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无产阶级专政”、“雅利安人专政””、“三个代表专政”)。
   
   
   (202)
   “1377年的阿尔及利亚村庄,伊本·赫勒顿写下了《历史绪论》,其主题是农民和牧民的对比,而他是把农民看作历史变化的动因的。”──相对而言,伊本·赫勒顿认为游牧民族主要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我把赫勒顿的《历史绪论》称作“第二次浪潮的哲学”,也就是对于农牧时代的总结:尽管他没有看到,游牧民族的定期破坏会使得农业民族得到更新。
   
   
   (203)
   “与宋人相比,女真人在数量上毕竟是少数,他们大概只有几十万而他们的中国臣民据1207年的人口调查表明有五千多万。”──这种“少数军事贵族统治多数平民人口”的军事专政模式,是五胡、辽、金、元、清、日本(满洲国、汪精卫政权)、苏联(毛泽东政权)统治中国的共同模式;而中国的本土政权虽然也有军事专政的起点,但最多一代人就文官化了……对比一下两者,显然不同,据此,大汉奸毛泽东大言不惭地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蛮族的军事专政)能够救中国”。
   
   
   (204)
   “1921年至1990年,当蒙古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时,铁木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被提及的人物,因为他与信仰共产主义的蒙古人所竭力突出的‘热爱和平’的形象不相吻合。”──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事实上,“铁木真──成吉思汗”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幽灵;斯大林及其走卒禁止下属的蒙古人提到铁木真,是欲盖弥彰,凸现了斯大林自己想扮演“铁木真二世”,就像毛泽东扮演了吴三桂还嫌不够,还想扮演“湖南苗族版本的忽必烈”,甚至想用“延安的宝塔山”代替“铁木真的六盘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目。
   
   
   (205)
   “铁木真──成吉思汗”这头野兽在“给僧侣和隐修者训话时,强调自己的‘禁欲主义’:‘上帝对中国的过度奢侈感到厌倦’,他声明说,‘我有牛仔和马倌那样的衣食,我对待士兵如同我的兄弟。’”──这就是后来附体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等野兽身上“魔鬼幽灵”:这些僵尸(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等)“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唯一的地主”和“唯一的资本家”;正如“野兽──铁木真──成吉思汗”这个“禁欲主义者”的行为目的,其实是要把自己“世界上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纵欲狂”。
   
   
   (206)
   “蒙古人的扩张就是为了得到够几个月使用的食物。”──“可汗在色欲和杀人欲望方面无人能敌,人们记得铁木真发表过这样的声明:‘我的最大快乐就是让人们流血,榨干女人们的眼泪,带她们的女儿上床。’与此同时,他声明要让北京的街道‘用被杀者的脂肪涂得滑滑的。’”──前一个声明被毛泽东在1976年以前偷偷沿用;后一个声明被邓小平在1989年公开执行。
   
   
   (207)
   就是“铁木真──成吉思汗”这样的两脚野兽,也有信仰,他及其下属的信仰对象就是“腾格里”(Tengri):“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腾格里’一词最早出于匈奴,写作‘撑犁’,所以匈奴首领单于的全称即为‘撑犁孤涂单于’,意为‘天子般伟大’,这显然是受了中国天子观念的影响──古代阿尔泰语系一些游牧民族称呼‘天’为‘腾格里’,也是萨满教腾格里信仰的中心神灵。匈奴之后,鲜卑、柔然、突厥以至蒙古等草原民族均继承了腾格里信仰。与突厥同族的敕勒发展出了‘苍天’(Koke Tengri)的概念,而蒙古人将腾格里称为‘Mongke Tengri’,汉语译作‘长生天’,作为最高的信仰对象。在之后,由于受到佛教、印度教等影响,腾格里被加上了各种称呼,分裂成为众多神灵,十七世纪后甚至出现了‘九十九腾格里’的说法。
   
   “今日土耳其语中,‘神’一词就是从‘腾格里’转化而来的‘Tanr’,穆斯林信众不但以此词称呼基督教的上帝,甚至还在非正式的场合代替来自阿拉伯语的‘安拉’之名;而欧洲的可萨人与保加尔人、马扎尔人、阿瓦尔人也曾信仰腾格里……关于‘腾格里’一词的语源,有不同说法:德国历史学家霍梅尔(Fritz Hommel,1854──1936年)认为该词起源自苏美尔人的‘Dingir’一词,意为‘神’或者‘明亮的’;而中国历史学家刘义棠、陈庆隆等人则认为该词是上古汉语‘天’一词的音译。
   
   “蒙古人以‘腾格里’为永恒最高神,故谓‘长生天’(Mongke Tengri);腾格里被认为是世界与人类的主宰;柯尔克孜族也保留有渊源于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有关腾格里(天神)创造宇宙和人类的神话;在蒙古等民族的语言中,‘腾格里’构成了北亚游牧民族精神中的‘圣洁角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多次赋予‘腾格里’不同的宗教意义:在信仰祆教时,‘腾格里’被用以称呼该教的至高神阿胡拉·玛兹达;在信仰佛教时,‘腾格里’被用以称呼佛祖;在回纥改宗伊斯兰教以后,‘腾格里’又被用以称呼伊斯兰教唯一的神安拉……由此,‘腾格里’逐渐成为一个表达抽象概念的词,用来泛指诸神。
   
   “腾格里──长生天”观念虽然是从中国的“天”的观念里派生出来的,却不具有类似“天”的珍爱万物的仁慈性格;事实证明,“腾格里──长生天”却是一个大肆杀伐的思想道具,与其名号(天)的中国内涵正好相反:名号与内涵正好相反,这也是许多哲学观念和神话叙事的共同特点;泄露了国家主权的残暴本性,不能独怪草原民族的虎狼之心、禽兽之德也。
   
   
   (208)
   蒙古军是尼采哲学的先驱,尼采哲学是蒙古军的回响:“具有邪恶一面和没有一丝怜悯之心的反基督的急先锋”、“他们兴高采烈地去屠杀,仿佛是参加婚宴或是去狂欢”、“他们毫无人性、惨无人道,更像是怪物而不是人,嗜血,剥开和吞下狗肉和人肉……这样,当他们以闪电之速越过基督教世界的边界时,就烧杀抢劫,手段极其恐怖。”──如此看来,列宁和他周围的那批人(布尔什维克)不仅是尼采主义者,而且是蒙古人的后代;尼采主义者和蒙古人的后代,原来是一体两面。尤其考虑到,列宁本人就有四分之一的鞑靼血统,是蒙古杂种的再杂交的后代。而尼采也根本不是从什么希腊酒神获得灵感的,而是从他的波兰祖先的恐惧或血液里,得到了蒙古思想:杀杀杀。
   
   
   (209)
   “蒙古人领袖对外来宗教的兴趣,至少部分原因是用来抵销当地神职人员的影响和权势──萨满教巫师把灵魂从容纳他们的袋子里释放出来,疯狂地打鼓、跳舞和饮酒……然后与亡灵进行交流,这种职能使他们在蒙古人的决策中获得巨大权威,其中包括可以干预大汗的废立。”所以蒙哥声称:“正如上帝给予手不同的手指一样,他同样给予人们不同的宗教。”──这是“国家主权利用思想主权”的典型事例,也是中国皇帝的惯例。
   
   
   (210)
   “蒙古时代,欧洲的色目人常常到中国旅行,这反映了当时的财富和实力的对比;中国富饶先进,欧洲贫穷落后。”──这种说法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中国为何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建筑大教堂呢?在我看来,欧洲到中国旅行超过中国人到欧洲旅行,是因为欧洲人更富于进取精神和侵略性格;在这方面中国人连日本人都不如,真的令人汗颜。
(2014/11/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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