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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佛教、道教缺乏牺牲精神

第三部下“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第十八章、儒教、佛教、道教缺乏牺牲精神
   
   
   (171)
   “基督教会善于利用机会……领导了城市的发展,向难民提供圣所,为落拓者提供庇护,修建桥梁,开办市场,许多修女院也是难民庇护的中心。”──不仅在欧洲中世纪如此,在近代中国也是这样:我们记得,修女院和修道院都抵制了日本1937年策动的“南京大屠杀”,并对中国难民发挥了重要的庇护作用,这都是耶稣基督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感召所致;相比之下,比较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的儒教、佛教、道教,在救难方面的表现则比较平平。
   
   
   (172)
   在欧洲中世纪,“金钱到处都取得了胜利,压倒了封建保护制度和行业公会系统;因为金钱有广泛的动员能力、集中能力、增值能力,其它形式的权力则较死板、狭窄、难以整合;因此连最有势力的君主也处于金融巨头们空前的紧密地操控之中。”──这种情况从未在中国出现,即使最为开明的唐宋也罢;由此可见,毛泽东等人像半瓶子一样,外行冒充内行地说,要是没有欧洲的侵略,中国也会自己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只是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并非必由之路和普世真理,只要西方的影响一旦衰退,这些西方思想和西方历史的特殊产物就会随风扬弃,退出历史舞台。文革历史告诉人们,如果没有西方影响,中国就会倒退,甚至连中学数理化都会废除,甚至会消灭电灯,启用菜油灯,因为这才符合韶山乡民的自给自足。
   
   
   (173)
   “基督新教本身作为基督教对资本主义新习惯的一种抗议,早已在十三世纪随华尔多教派(Waldensians)一同产生了;而不是相反像韦伯说的那样是新教创造了资本主义。”──华尔多派(也翻译为“瓦勒度派”)在教义上接近加尔文主义,以上帝的圣言为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它被当时的天主教会视为异端,也因此受到迫害;现在被新教视为宗教改革的先声。
   
   [瓦勒度派的源起已无法考证,可能是源自意大利的古代信徒,甚可追溯到使徒时代。瓦勒度派这个名称来自里昂一位名叫彼得·瓦勒度的富商,在1175年左右归信基督,他舍弃家财、效法基督的榜样,过着贫穷的传道生活。他把拉丁文的新约圣经翻译为家乡语,成为他布道的基础。他将与他同样过献身生活的男女集合起来,教导他们明白圣经,赞扬贫穷为美德,并且过着真实贫穷的生活。此行为对当时教会中普遍奢华和放纵的生活无疑是一种讽刺,以致于激怒了当时的教宗。1179年,有两个瓦勒度派出现在第三次拉特兰大会,并且请求教皇能够承认他们的那种生活,而且能够准许他们继续讲道。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教皇还是决定开除了他们的教籍,并禁止他们讲解圣经。然而瓦勒度的响应则是更加地热心讲道,将教会应负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中世纪许多异议人士所共有的特点。这一次教宗路西三世忍无可忍,索性下令将瓦勒度派判为异端,交由异端裁判所加以消灭。这一次瓦勒度派的信徒们的响应方式是逃走,并不与国教正面冲突,他们往伦巴底和普罗旺斯发展,所以他们在地理上和教义上都扩展得极其广大,甚至在1218年于意大利的贝尔加莫召开大会,讨论法国瓦勒度派和伦巴底之间教义上的歧见。1229年,土鲁斯(Toulouse)会议宣布禁止平信徒购买圣经、圣经译本(针对瓦勒度派等“异端”而起的严格规定),并组成异端裁判所,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纪末是欧洲最常受迫害的一个运动。大约在1320年法国有一位有名的裁判官伯纳德基伊写了一篇论文,就是针对瓦勒度派的教义所做的批判,但是这篇文章也让我们能更了解到瓦勒度派的教义:1、瓦勒度派否认教宗的权威,认为传扬福音以及讲解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尤其他们坚信他们是不受教宗以及革除教令的支配。2、他们除了认罪、告解以及圣餐之外,其它公教的圣礼他们都否定掉,并且不会对这些的圣礼重新做解释。并且他们的圣餐是所有瓦勒度派的男女都可以主持,并不是像当时的教会一样,只有圣职人员可以主持。瓦勒度派每年只有一次圣餐。3、他们强调新约,遵守星期日、圣母玛丽亚节以及主祷文以外,其它公教所设立的节日、节期和祈祷一律不遵守,因为他们认为不符合新约的教导是公教为了人所设立的。4、瓦勒度派认为贫穷为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反对拥有私人财产,所以要变卖所有的货物及资产,其变卖的所得要救济穷人,自己则要靠着施舍生存。5、瓦勒度派拒绝发誓,除非发生非常特殊的状况,因为他们在圣经中发现,圣经是反对发誓的。6、他们否定炼狱,所以他们也否认公教对于施舍以及为死者祈祷的教义。因为没有地狱所以不需要向死人祈祷,同样的理由,他们也拒绝向圣者的图像、圣像、圣物以及十字架敬拜与祈祷。7、他们坚持讲道要用当地的方言,到如今还是一样。瓦勒度派的组织在当时相当简单,分为完人以及普通信徒,这样的组织区分在迦他利派中也能找到,对于完人他们的要求就更严格、更俭朴。
   
   
   (174)
   “市民配备武装的权力,大约比火药的发明更能有效地削弱封建贵族的权力;法兰德斯的自治市民们不是在没有火器装备的不利条件下,在野战中也战胜了法国骑兵的精锐部队吗?”──所以,火器输入中国的结果,不仅没有造成公民社会,老百姓连臣民也做不成了,只有天天遭受运动之苦,就地为奴;因为火器使得官民之间的武力对比过于悬殊,“揭竿而起就能推翻残暴政府”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而不是什么“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当今的时代,已经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转变为“摄像机镜头出政权”。揭竿而起既不可能,只能诉诸良心觉醒。然而,对于一个可以被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异族(满人)一统治就是两三百年的社会(汉人),要唤醒其良心何其难哉。
   
   枪杆子之一:“军事化是工业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强大源泉,因而,军事化也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军队消耗大量的税收,征召大量的兵源,所以军队的发展虽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却是集权化和官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枪杆子之二:“军事化的社会制造了政治化的军队──军队成为独立运动的代理人,在某些情况下也是现代化的代理人,是国家的卫士,因而也是宪法冲突的仲裁;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自己的军队动员全社会的国家都有可能遭受类似的后果。”
   
   
   (175)
   “西欧自罗马帝国衰落后,唯一强大而广泛的社会组织便是教会了;参加这种组织,从道理上说是自愿的,而实际上是非参加不可的;被清除出教会,当时是一种极为严厉的处罚,因此直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连国王听说自己要被教会清除,也会不寒而栗。”──有一些处境比疾病更难受、比死亡更恐怖,所以让人想去自杀;而一般说来,疾病反而更能激发人们求生的欲望。而那些比疾病更难受的处境,也许就是宗教改革的动力之一。宗教改革在革除教会腐败的同时,也废除了教会的纪律和控制,使得欧洲社会迅速地世俗化了:
   
   1、“在英国与荷兰从海盗国家转向商业国家、继而转向帝国之前,异教徒不可能获得新教的福音;新教徒否定了修道的生活观,他们缺少耶稣会和方济各会所拥有的那种专门从事传教活动的会士。”
   
   2、“如果某位新教牧师确实使一名本地人入了教,他就可以获得一笔薪水以外的奖励,荷兰人就使用了这种办法。”
   
   3、“上帝的选民互相承认和合作,这种概念适合于非常时期的对敌武装斗争或逆境生存奋斗,但不适合于适合于和平发展时期的神学,同样也肯定不适合于理性时代。”
   
   
   (176)
   “惟有教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家园,一个普天同享的避难所;同样的信条、同样的职能、同样的弥撒,甚至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姿势、同样的动作,进行着同样目的的宗教仪式,整个欧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毫无二致。……这样形成的团结一致,却是培养了而非阻遏了各地社区的差别与个性。”──整个欧洲的教会网络一旦世俗化了,就会演化为统一的商业网络,有助于连锁店的兴起;而共性与个性常常互相促进,因为个性其实是基于“对于共性的突破与矫正”。
   
   
   (177)
   勿忘基督之爱:“基督教的生活观念肯定受苦,主张援救弱小,而且他缔造出历代的城市文明都不曾有过的一整套的组织机构:修道院的招待所和救济院为旅客提供了必要的免费食宿;养老院也是中世纪城市开始提供的一种组织形式:如今,国家政权想要大规模去做的一切事情,最初都首先在中世纪城镇的条件和环境中做到了;而且是以一种更亲密的方式,更有人情味。”所以在家族中,最小的兄弟往往受到更多地照顾,也受到更多的压力;所以最小的兄弟往往具有最强的个性、创造和冒险精神。
   
   
   (178)
   “中古时代,人若想生存,就必须隶属于某个团体──某户、某庄园、某修道院、某行业公会;没有团体的保护便谈不上个人的安全和自由,更谈不上履行共同生活的经常责任。……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1842-1921年)特别喜欢从中世纪城镇社会里援引有关‘互助’的例证。”──集体主义者经常打着“互助”的名义巧取豪夺,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14──1876年)就热衷于借钱,惯于欠债不还;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更是一个惯于不劳而获、仰仗他人劳动的吸血鬼。
   
   
   (179)
   “在城内和乡间,还有许多由‘第二谦逊派’办的男女修行院,数目达到二百二十个之多,院内有许多人,一边劳动,一边过宗教生活……但是教会领袖非常不欢迎这种建立一个基督教城市的运动,他们认为这是对神权的挑战,非常危险;这样,整个运动受到严厉指责,硬被引回到老路上去。”──这种指责具有大权独揽、利益垄断的倾向;但确实也有圣经依据,因为耶稣说过,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
   
   
   (180)
   财富对于精神的腐蚀和瓦解作用:“普世教会的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的文化……十三世纪以后,它搜刮了许多世俗财富,这是损坏精神权威的必然之道;教会巨头们的财富,不但使君王们相形失色,也使天主暗淡无光。……如果教会能看破世俗财富,保持对经济利益的不感兴趣,那么,它也许能与城市齐心协力为它们的联合提供一个基础……十六世纪时,教会的恩赐权和赦免罪恶之权,在分享的基础上租给了当时首屈一指的投资银行家。”精神让位给了物质,灵魂成为被掳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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