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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二十八章、电影的首尾与人生的首尾
·学科·外篇二十九章、人的创造和神的创造
·学科·外篇三十章、思想的魔力、劳动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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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三十五章、猎巫狂热与“阶级斗争”
·学科·外篇三十六章、“向前逃跑”与“历史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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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下“社会·外篇”第一章、战争与国家
·思想的借口,权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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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国家之间的缠斗

第三部下“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十一章、宗教与国家之间的缠斗

   
   
   (101)
   “印度古代文本评论中的正理派,以类似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方法,把逻辑过程分解为五个阶段;而他们的观念却迥异于希腊人:他们宣称理性是一种神灵赋予的非凡感觉,他们相信单靠人的头脑产生不了意义……神灵、传统、共识,把意义赋予给思考的对象。”──他们不是欧洲意义的理性主义者,而是印度意义的理论工作者。
   
   
   (102)
   “阿育王的自责,至少部分是旨在作为一种警告,因为除非运用战争手段,他不可能赢得如此一个巨大的帝国;阿育王实行‘通过宗教皈依来进行征服’的政策。”──这并不奇怪,事实上,释迦牟尼佛也大致如此;区别只在重点不同:阿育王的模式是“政──教”,释迦牟尼佛的模式是“教──政”;我们不会忘记,释迦牟尼本来就是释迦王族的牟尼,所谓成佛,只是他的老年镜像。
   
   
   (103)
   国家政权有无可能回归思想主权?在佛教故事中,释迦牟尼在成佛前修学菩萨道,有一世曾是做萨波达国的国王:他为保护一只被老鹰追逐的鸽子,同时也为了满足老鹰而舍身……不过在经过考验以后,一切恢复正常,所以这是一出喜剧,像是为表演无私和仁慈而专门营造出来的──国家政权回归思想主权就像返老还童一样困难。
   
   
   (104)
   “佛教与传统王权结合起来的努力,却在佛陀的故乡印度本土遭遇了最为显著的失败。”──我相信,这是由于种姓制度的隔阂造成的,因为佛教不承认种姓制度;而印度的王权毕竟是建立在种姓制度的基础上,这也是佛教在印度全盘失败的主因。
   
   
   (105)
   “大多数印度王公,宁愿把力量放在对于个别神祇的信仰上,而不是负载对佛教的信仰上。”──这说明印度人除了种姓制度的壁垒,还缺乏宗教上的抽象能力。
   
   
   (106)
   “根据公元405年到411年在印度的中国佛教高僧法显的记录,最低种姓的‘不可接触者’不得不拍击木板以警告他人不要受到他们的玷污。”──这是比纳粹和文革更加彻底的“标签迫害”,不论古今中外,是国家思想把人分成等级的,而不再尊重以个体为主的神思。
   
   
   (107)
   “就像在基督教世界一样,信仰佛教的统治者们对佛教进行了显著的知识歪曲,辩护自己用暴力推行‘和平宗教’的行为。……公元十一世纪中叶,阿那律陀王八佛教教义引入缅甸时,为了获得经文而对邻邦孟国发动战争,并以此显示自己的虔诚。”──“最好的借口”可以掩盖“最坏的行径”;结果却使“最坏的事情”达到“最好的效果”。例如宗教与国家之间的缠斗就是如此。
   
   
   (108)
   “没有蛮族能够抵御罗马文化的诱惑,汪达尔人(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毁灭”的代词)将自己的形象描绘在罗马风格的镶嵌画中;即便是不列颠的日耳曼定居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从未接触过罗马帝国)也在其诗歌中对罗马‘巨人’的统治有所反映。”然而在事情的另外一面,对亡国之后的罗马人而言,“新的统治者依旧是野蛮人、出身劣等文化的异族……罗马公民权的观念逐渐瓦解,多数蛮族都渴望保持自己的身份。”──世界永远向人们显现出双重面相,但思想的魔力无法阻挡。
   
   
   (109)
   “哥特国王奢华的十字架(所有信奉基督教的蛮族国王都有某种相似之物),是一柄胜利的权标:凭此征服的标志。”──这当然不是耶稣的受难十字架,而是耶稣左右两侧的那两个强盗的十字架:悔改的强盗或是拒绝悔改的强盗。
   
   
   (110)
   “相互的敬意缓和了波斯和罗马的争斗,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文明国家,而把其他所有邻居视为野蛮人。”──但是,这一格局实际上放弃了自己作为“世界帝国”、“天下一体”的地位,而把自己沦为“分裂势力”了……后来基督教蛮族国家(日耳曼等)和回教蛮族国家(土耳其等),也大体维持了这种“相互承认”的兄弟关系……这与中国在东亚的独大至尊地位是基本不同的。
   
   
   十二章、来自草原的“人民解放军”
   
   
   (111)
   罗马人指出:草原民族“如同野兽一样,他们完全没有善恶之分,他们……没有任何信仰,也谈不上什么迷信,只对金子有着无穷的贪欲。”──所谓“他(她)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就是比喻这样的贪心;看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生存”,并非新鲜事物;而是“古已有之”了……对金子有着无穷的贪欲……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字早就先于信仰”了。
   
   
   (112)
   阿提拉(Attila,406──453年)的愚蠢:罗马使节普利斯库斯(Priscus)公元448年到了阿提拉的营地,他的《出使匈奴王廷记》描写阿提拉:“我惊讶于他如此器重这个小儿子而忽略其他的子女,但坐在我边上一个懂拉丁语的蛮族人先是请求我不要把他的话外传,然后便告诉我:先知曾经对阿提拉预言他的民族有一天会灭亡,但终有一天会在这个孩子的手中复兴。”──显然,这个所谓的先知受到了收买,并参与了宫廷阴谋,而阿提拉却没有发现,难怪他后来死得不明不白……甚至没有人敢追究他的死因,甚至还放风说他是病死的,甚至知栽赃说是一个来自哥特人或勃艮第的日耳曼新娘伊笛可(Hildico)谋杀了阿提拉。
   
   回顾一下公元418年,年仅十二岁的阿提拉,被作为议和条约中的人质之一送到罗马宫廷(时值荷诺里皇帝在位,西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同时,匈人亦获得了埃提乌斯(后来指挥罗马军队,成功抵抗阿提拉进一步西侵的将军)作为人质交换;在罗马的时候,阿提拉在宫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时亦从那里学习到罗马人的传统和习俗,还有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罗马人希望藉此使他能把罗马文化在回到匈人领地时带回去,以增加罗马对周边部族的影响力;而匈人则希望透过人质交换,能使他们获取更多罗马内部的情报;阿提拉逗留在罗马时,曾经一度尝试逃跑但失败了,于是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罗马内部结构上,并专注研究罗马的内政及外交政策,有时,他甚至会透过暗中观察外交官们举行的外交会议去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说,阿提拉于当时学习的一切对后来他对匈人帝国的统治,以至于他对罗马的征伐战役,都有极大的帮助。
   
   有一人可以被视为“阿提拉的先行者”:公元九年,在欧洲内陆莱茵河(Rhine)沿岸的条顿堡(Teutoburg)山里,三个罗马军团首次被日耳曼─条顿(Teuton)民族的克鲁斯部落(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Arminius,前18?─后19年)一举击溃,其惨败程度号称“条顿堡屠杀”;阿尔米纽并不是“勇敢的土著人”,他曾经深入罗马帝国,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六年(公元1—6年),他甚至还是罗马公民,但返回日耳曼后仅仅两年就发动战争反对罗马──所以这个战争与其说是民族战争,还不如说是特殊的内战,有点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更像匈奴人刘渊(?─310年)、羯人石勒(274─333年)发动的五胡乱华: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五胡十六国里匈奴汉国的创立者;羯人石勒则出身贫贱,十六国羯赵的创立者:他们发动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蛮族入侵,不如说是“革命战争”,因为他们都是汉化的人物,其兵源也是杂牌,是“国际部队”,并非土著部落。
   
   要知道秦始皇的父亲也是人质,秦始皇本人虽然没有沦为外国的人质,却因为老爹的早死而在本国沦为宰相的人质;我一点都不怀疑,秦始皇后来的疯狂扩张,是基于类似亚历山大那样的“逆子情结”。
   
   
   (113)
   “在这些(拜占庭──东罗马周围)流动民族中,最可怕的就是阿拉伯人……在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20年到630年前后把和平与正义带给半岛之前,阿拉伯世界由于混乱和道德沦丧而声名狼藉。”──这比欧洲蛮族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改宗基督教之前的状态,更为可怕;所以之后反而进展快速;就像在欧洲蛮族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比较上,日耳曼人比斯拉夫人更可怕,所以之后的进展反而更快。
   
   
   (114)
   “已知最早的阿拉伯文献来自公元四世纪之后,是镌刻在石头上的铭文;然而,最早版本的《可兰》出现于公元八世纪时用毛笔书写的卷轴。”──这与欧洲的蛮族例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的历史进度,大致相同。而《可兰》也不是什么原创性质的东西,最多只是一部“改写了的《新约》”。
   
   
   (115)
   “自公元630年到660年,阿拉伯穆斯林通过一系列战役并吞了整个波斯帝国。”──但是波斯人却钻到了阿拉伯帝国的内部,使之变质为穆斯林帝国;从此以后,波斯人和波斯语在回教世界,扮演了希腊人和希腊语在罗马世界的角色:统治东半部分。
   
   
   (116)
   “《可兰》声称:‘对于宗教,绝无强迫。’罗马天主教会的法令也严禁使用暴力来传播信仰。”──但这并没有阻挡宗教战争的步伐;思想虽然可以没有冲突,但是掌握思想的人们彼此却有冲突:他们把撕裂的伤痕带入思想,并且用思想的名义发动战争。回教用重税来进行压迫,迫使不同信仰的人边缘化,并变得日益贫困。
   
   
   (117)
   在回教扩张的早期,“穆斯林是免税的,很多人宣布自己成为穆斯林就是为了享受免税的好处。”──如此获得的“传教效果”,当然会熄灭一个社会的真正虔诚和创造精神。
   
   
   (118)
   “伊斯兰法非常重农,地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其土地进行使用和买卖,自由的土地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它意味着农田能够集中到这样的人手里: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发生在阿拉伯帝国的这一现象,与中国的帝国时代相似;而与日本、欧洲中世纪、王国时代的中国,完全不同……这不是什么“重农”,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这种状态容易形成平民社会,但不利于发展自治的、多元的、富于活力的文化。
   
   
   (119)
   “隋文帝杨坚的粗暴高压的方法正适合一个通过武力实现了统一的时代;他的继承者隋炀帝杨广宣称要复兴仁政入学和古法。”──但结果呢?隋炀帝反而变成了荒淫无耻和贪残暴虐的代名词;不过唐宋的液态文明大体上还是按照隋文帝推动的方向前进的,最后在元明清形成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固体板块。
   
   
   (120)
   在“南北朝统一战争”中惨遭隋朝俘虏的陈朝后主死后,“隋炀帝杨广认真翻阅《逸周书·谥法解》,左看右看,思前想后,最终挑了一个字:‘炀’──谥法对这个‘炀’字的释义是: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杨广发自内心地认为,对于像陈后主这么一个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人而言,再也没有哪一个字比‘炀’字更适合做他的谥号了……十几年后,新朝皇帝李渊和他的大臣们也是出于与杨广完全相同的想法,给了他‘炀’字的谥号;结果,陈后主所得到的‘炀’字并没有被后人记住,反而是杨广的‘隋炀帝’谥号最终像现代人记忆中的‘毛主席’那样流芳百世、兆民仰视……”──难怪有句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有一句可以配套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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