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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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三十七章、人生和量子都是思想的产物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三十七章、人生和量子都是思想的产物


   
   
   (361)
   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年──)在《一致性:知识的联合》(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中“提出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极端还原论观点,他不仅阐释了科学知识正在综合起来的趋向,而且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有朝一日科学能够‘解释’艺术、宗教、伦理、血缘关系的模式、政府形式、礼节、时尚、求爱、赠送礼物的模式、葬礼仪式、人口政策、刑事审判──如果还不够的话,那可以这样说:科学事实上将结束任何其他事物。”──这种观点,不仅“把人还原成为蚂蚁”,比达尔文走得更远、逻辑贯彻得更为彻底,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科学宗教的雏形”,并自己任命自己成为“科学的大祭司”。
   
   
   (362)
   布鲁姆(Allan D. Bloom,1930──1992年)的《西方经典》(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如果没有了经典,我们便停止了思想。”──显然,他所说的思想仅仅是“咬文嚼字”,是“大学教授在出售课程时才说得出口的行话”;而真正的思想却是无所不在的,无需任何经典予以支持,相反,经典才依赖思想而存在。布鲁姆这样的浅薄之辈,难怪可以在美国走红。
   
   “布鲁姆坚持认为伟大的诗人‘发明了我们’,‘人性在我们现有的意义上,是莎士比亚发明的。’”──这样谄媚或曰“神化”的话,能出自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是由于他不懂作为母语的莎士比亚,二是由于他好像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以外的诗人作家……
   
   
   (363)
   “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年)《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争辩说:最基本的权利(只要这个词还有意义),就是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利,对此的最佳理解是,有权得到和他人一样的待遇。”──这与其说是“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利”,不如说是“个人拥护国家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仅仅企图从国家那里拿到和别人一样多的待遇,那么他在实际上只能是拥护国家而不是反对国家的,因为反对国家的唯一理由只能是“为了思想的主权”。
   
   
   (364)
   法国人居伊·德博(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年)是一位孤儿,他后来写了《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67年)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作品”,《景观社会》认为现代社会使得“真实的社会生活”已被表象所取代:“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就是“商品完全成功地殖民化社会生活的历史时刻。”──“景观”一词定义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大众媒体和各种形式的政府的合流;景观就是商品关系取代人的关系的社会的颠倒的表象……在对景观社会的分析中,德博指出生活已经贫瘠……缺乏真实性使得人类知觉受到影响,批判性思维的阻障伴随着知识的堕落……其实,德博和后来的托夫勒一样,都有夸大其辞的毛病: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中,生活一直如此的──“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也许以前不是“商品”统治,而是“暴力”统治;但都是“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个表象说到底就是某种思想。
   
   
   (365)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年—)的福利经济学提出过一个“经典问题”:收入丰厚但患有慢性病的人处境更糟,还是收入很少但健康良好的人处境更糟?──他这是把社会学问题和生物学问题混为一谈的真正诡辩,一种印度式的狡黠。
   
   
   (366)
   巴勒斯坦的逃亡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年)撰写了“东方主义”来反省自己的“归化西方的行为”──其实,倾向相反的“西方主义”或曰“欧洲中心论”也是一样的“忏悔”,反省“欧洲在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向东方叩头”的“可耻行为”:大家都“忙着给他者贴标签”,但是这个贴标签的动作,更多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行为”。(例如赛义德,他鼓吹东方主义的背后,是把名字都改成了“爱德华”,成为一条典型的英国宠物。)
   
   
   (367)
   在波纳尔(Martin Bernal,1937年──)1987年开始发表他的《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之前一年,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在1986年出版并且深入讨论了希腊的宗教与神话的“人神同形”,是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人兽同体”、“人鸟同体”发展过来的,而希腊神话的人格性与系统性,也和希腊这个“第三代文明”从东方的苏美尔、埃及等“第一代文明”,以及从巴比伦、赫梯、米诺斯、迈锡尼等“第二代文明”那里沿袭下来的“继承性”有关。
   
   
   (368)
   犹太人诺奇克(Robert Nozick,1938—2002年)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1974年)一书认为,一个拥有更多天然才能的人并不会剥夺其他人的那种才能,因此,一个社会强制其成员以便取消才能的不平等现象,和由此导致的不平等现象是错误的;不过,他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拥有更多天然才能的人虽然不会剥夺其他人的那种才能,但是却会剥夺其他拥有那种才能的人所可能获得社会回报,并因为而在实际上压制其才能的发展──诺奇克的“忽略”造成了一个盲点:看不见“嫉妒”的生物性根源;看不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是人类社会的通则。
   
   有人指出,“一个人越是远离救济线、越是富裕,他的欲望就越可能被操纵,广告的作用就越大。”──这是因为,一个人越是远离救济线、越是富裕,它就越容易受到“思想”而不是“本能”的劫持,尽管“本能也是一种思想,而且是更为根本的思想”。
   
   “受教育阶层和科学家阶层为什么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这是因为,思想的力量互相抵消了……一个行动,只能有一个计划来完成;一个运动,只能由一个思想来贯彻。
   
   “在资本主义对效率的渴望和现代文化对自我实现的渴望之间存在矛盾。”──其实,这是无中生有的问题:他岂不知道,效率就是欲望的自我实现。
   
   “虚假意识”:“知识或理性向来遭到所有社会的权力关系的扭曲、调和甚至伪造──知识、解释、理解,并且总是服务于某个目的。”但是,思想不同于“知识或理性”,也不同于“解释和理解”;思想可以是纯粹的──全然不同于康德的“纯粹理性”,而是所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动因。
   
   
   (369)
   “库恩将‘范式变化’与‘转换’进行对比,他对范式变化的主观原因的强调,导致他的一些批评者说他对于科学发展的描述似乎过于倚重‘暴民心理’了。……库恩的‘范式变化’概念,对于理解宗教思想史所发生的重大智力变化有帮助。”但是,库恩的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科学活动中的“动物精神”;也就是说,动物精神不仅存在于市场之中,也存在于堂奥之中;不仅存在于政治和宗教的庙堂里,也存在于科学和思想的殿堂里。
   
   “理论所需要的证据总是不足,理论的选择就在社会性考虑的基础上发生,换言之,接受这种理论或那种理论,并不那么依赖实验证据,而是依赖各种社会价值、既定利益和习俗上的考虑。”──这就是动物精神的典型范例。
   
   “所有知识──不论它是与自然科学、宗教或是哲学相连,在本质上都是个人的;知识必须涉及个人的信奉,尽管知识涉及概念或是观点,但它也涉及更为深刻的东西,即‘所有理性中的信托根源’。”──这又是动物精神的典型范例。
   
   
   (370)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撰文指出,他已经构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宇宙学框架,在这套框架内,宇宙并非在膨胀,而且,万事万物的质量一直在增加。这一理论或许有助于科学家们理解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宇宙大爆炸中出现的“奇点”等;有科学家表示,最新解释或许可以帮助天文学家们避免落入单一思维的窠臼。
   
   “量子论不仅是一个关于自然图景的理论,也是一个信仰、一个认识论、一个人生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科学观似乎总与哲学和宗教相纠结。现在我们看见了,人生观也可以从量子生出来。”──这是因为:“人生观”和“量子论”其实都是一种“思想”;“人生”和“量子”其实都是一种“思想的产物”。
(2014/11/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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