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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关系管窥
·第四章信耶稣的国民: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
·第五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六章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第七章基督教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吗?
·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三个重大挑战
·第九章儒家和基督教为什么争战
·第十章怎样看待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扩张?
·十一章“中国梦”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乱象
·十二章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十三章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
·十四章在基督教锡安主义阴影下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十五章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抬头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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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三十五章、猎巫狂热与“阶级斗争”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三十五章、猎巫狂热与“阶级斗争”
   


   
   (341)
   “中古时代的猎巫狂热,犹如1980年代的‘撒旦式的恐慌’和1990年代的‘恢复记忆运动’。”──那么所谓的麦卡锡运动是否也属于这一类思潮呢?“上百万的成年妇女孩提时代都遭到过性虐待,只不过她们把这份受虐待的记忆压抑起来,这种事情真能发生吗?不可能。像遭到外星人绑架的故事一样,这些只是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幻觉,而不是现实:它们是在一种称为反馈环’的奇特现象的驱使下产生的幻觉。……有人被指控与魔鬼为伍,而他本人却矢口否认;这种拒绝承认的态度,就像缄默不语或坦白承认的态度一样,倒成了有罪的证据。”
   
   “或许在历史上没有比撒旦和巫婆更有说服力的罪恶形式,更能说明社会的分裂和变迁:通常情况下,迷巫狂大多出现在社会经历宗教转变的时期──可以这样说,社会面临着重新界定其边界的问题的时期。”──这种唯物主义的说法无法解释“社会何以经历宗教转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就变成了“斗地主”一类的猎巫狂热:“阶级斗争为纲,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呢,发动这个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小地主出身的土财主。也就是说,毛泽东扮装成为猎巫的法官,而他的父母其实却类似魔鬼的巫师。
   
   
   (342)
   理论先于观察、思想先于行为:《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Ruth Benedict)其实是尼采“日神──酒神”模式的翻版,并非“田野作业”的结果;“田野作业”其实只是“日神──酒神”的注解……其作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年),后来奉命写作《菊花与刀》,可是连日本都没有去过,而且根本不懂倭族的语言和汉字……她自白写作《菊花与刀》是带着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任务”研究日本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思想对国家的臣服”。
   
   
   (343)
   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年)给世人提出忠告是:“一旦前提确立,就不容易犯逻辑错误。心理学家报告说,疯人说话逻辑严密,但是其前提不切题。探索的方法谋求发现充足的前提。”但是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年)的名言却是:“生活是一种艺术,要在不充足的前提下得出充足的结论。”(Life is the art of drawing sufficient conclusions from insufficient premises.)──如何理解他们的差距?麦克卢汉生于巴特勒死后九年,他们的差异一方面说明二十世纪的欧美国家已经丧失原创的勇气,一方面也说明“疯人和艺术相去不远”。
   
   
   (344)
   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年)假设了某种更完美的世界,作为自己《正义论》的思考出发点,这并不违反“思想主权”的原则,但问题是,当他把这样的思想称为“正义的社会”时,就没有分清这并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而是一个“有关正义社会的思想”──罗尔斯没有“思想”,由此可见一斑;换言之,罗尔斯用他没有思想的观念,以有关“正义”的诡辩论,把所有的社会都诅咒了一遍,因为罗尔斯的正义社会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之中──“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这样语义矛盾的话他也说得出口?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拥有的自由,只能是最小自由;最大自由只能被绝对少数人享有──否则的话,社会将被挤爆,人间毫无运转的空间了。
   
   
   (345)
   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 ──1994年)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告别理性(Farewell to Reason),鼓吹“什么都行”……“他提出科学和科学进步没有逻辑可言,‘人类寻求真理的强迫性冲动,虽然高贵,却往往以霸道告终’;他认为科学对于思想有着恼人的同质化的影响,而别样的形式则被惊得落荒而逃。”──不过从思想主权的角度看,方法不必反对,理性也无需告别:方法和理性各有用处,只是应该和万物一样,“受到必要的约束与合理的限制”,而不能成为偶像崇拜的对象。
   
   
   (346)
   科学家斯腾特(Gunther Stent,1924──2008年)认为,世纪之交的科学发展特别强劲、成功、有效,这个时候也许正是它濒于死亡的时候,“当前令人目眩的进步速度,看起来会很快使进步走向终点,我们(也可能是我们之后的一两代人)会目睹这一天的到来。”……他认为物理学正在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变得越来越带有假设性和“非实践性”……但是他无法说出以后该怎么办;而在我看来,新的出路已经指向了:那就是“思想的主权”。
   
   
   (347)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984年)说过,结构主义不是一种新方法,而是被唤醒的杂乱无章的现代意识。”──其实,在所谓的“方法”和“杂乱无章的意识”之间,并无鸿沟。“方法”就是“貌似有序的杂乱无章”。
   
   
   (348)
   《疯癫史》的作者福柯说:“如果上帝让我继续活下去,在研究了疯癫、犯罪和性之后,我想研究的最后一个课题就是战争问题和战争制度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军事之维’。”──注意,这里把“性”与“疯癫”、“犯罪”并列,还有大规模杀伤人类的“战争”……难怪“1953年‘人民的小爹爹”斯大林去世后,福柯(这个法国鬼子)曾经大哭一场。”
   
   
   (349)
   结构主义,其实是强调了事物的主观性;也就是所谓的思想性:结构主义思潮与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年)的“感觉的分析”其实是相通的,《感觉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s)一书就是从各个角度去阐明生物学及感觉的分析是全部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基础──不仅如此,而且结构主义和感觉的分析都指向了“世界的思想性质”、“语言的创世功能”……谁也不能否认,感觉才是人们分别世界的时候,所运用的尺度。
   
   
   (350)
   科学家的神秘主义:“在1895年──1898年间,为自己的发现所困扰,索绪尔甚至对召灵降神会兴趣盎然起来;例如在1898年,日内瓦的心理学教授弗勒里来拜访他,向他请教一个语意不清的病例(史密斯小姐在处于催眠状态时声称,她说的是梵语);而身为梵语教授的索绪尔竟然说:‘这不是梵语,但也不是与梵语背道而驰。’”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类的普通语言学或曰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
(2014/11/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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