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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十五章、慈善可以让人健康长寿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十五章、慈善可以让人健康长寿


   
   
   (141)
   思想的力量:“热衷慈善活动近乎狂热”的人,“每有亲友来访,就会拿出厚厚一迭自己出席各种慈善活动或接受感谢状的照片,让大家看。”……“这个情形在她老年失智后更夸张,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把照片拿出来叫我看一次。”“高龄九十一岁的她多次说,若非长期从事慈善活动,自己绝对活不到这个年纪。”──慈善思想的力量之一:可以超越“失智状态”;慈善思想的力量之二:可以使人长寿。慈善可以让人健康长寿,因为得到众人的簇拥。那份优越的感觉和心理的满足,促进了血液的循环。
   
   
   (142)
   “十二世纪的日本,一个文本如此定义禅宗:‘经文之外的一种特殊传导,不是以言语为基础,而是直接靠内心去参透事物的本质。’”──这个定义忘记了,禅宗无论怎样神奇,都是一个宗派,而不是一个灵魂……是以言语为基础,任何宗派都无法形成的;所有“制度的弊端、组织的罪行”,在禅宗那里同样存在。
   
   
   (143)
   “禅宗在日本取得发展,使由于那些逃避蒙古灾难的中国僧人的涌入,而禅宗的简要概念又能适合那些正好开始统治日本的大名和武士。”──这些暴发户不像宫廷贵族那样有闲暇有教养,禅宗正对他们的胃口;这与中国的发展相似,中唐以后,中国社会趋于破落,禅宗因而兴起。
   
   
   (144)
   “十四世纪的混乱有利于禅宗的兴起,禅宗是佛教的一种传统,它尊重个人的消失为神秘体验的一部份。”──“直到十四世纪,日本的婚姻绝对是私人的、而在根本上则是性的关系;而后来,日本人的婚姻开始逐步规范为两个家族的一种联合,妻子们搬到丈夫家族的家中,而不是待在她们自己的家中。”──这时,日本社会的父权制才开始确立……在时间上,禅宗的虚无主义在日本的兴起,与日本社会父权制的确立,是同步的……这是耐人寻味的。
   
   
   (145)
   “在蒙古人统治的废墟上,一个新的国家在安纳托利亚兴起,它是由被称作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王朝来统治的,从1326年开始,它的统治中心就在以前的拜占庭城市布尔萨。”──奥斯曼压力加剧了欧洲向西逃窜的动机和动力,进而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运动;如此说来,欧洲的殖民扩张可以视为“对于蒙古入侵的长期反应”:相形之下,中国“下西洋”的反应就只有三分钟热度,带同,明朝的汉人复国加在一起,也维持了不到三百年,就被满洲人一举歼灭、“回到元朝”了。
   
   
   (146)
   “在朝鲜和越南,对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和中国影响的‘民族反感’,刺激了其思想;可笑的是,朝鲜的‘实学’开始是对儒学的反动,最后还是经由中国获得了某些西方的科学知识。”──这一点在美国踢开了日本的大门以后开始改观了,日本径由西方获得知识,不再经由中国,反过来还俨然成为满清眼里的“东洋”……中国就这样在满清的“领导下”,在“西洋鬼子”和“东洋二鬼”的夹击下,落入了自己文明历史上的最低点,直到沦为苏联及其理论的殖民地。
   
   
   (147)
   我注意到,朝鲜、越南、日本对中国的不恭,是从蒙古统治中国以后开始,并在清朝达到顶端。这是因为,蒙古和满洲,是比朝鲜、越南、日本更不汉化、更少中华意识的夷狄,这样的生番夷狄统治中国,熟番朝鲜、越南、日本自然不服,而且从此以中华自居,这只要看一眼朝鲜、越南、日本他们的文献,就一目了然了。
   
   例如倭(“大和民族”,“和”就是“倭”的美化)人的人生态度是:贫穷不要紧,只要肯努力。这样自然不会产生“笑贫不笑娼”的民风(社会心理)。在我看来,“贫贱不能移”太消极了,应该是“贫贱更努力”,那就能加速改变贫贱的命运。整个社会开始了良性的竞争。
   
   
   (148)
   “在中国,佛教僧侣原本具有一些让世俗追随者很难接近和理解的特性。但是高僧袾宏(1535──1615年)、憨山(1546──1623年)再次把佛教变成了人们可以在家修行的宗教。……十八世纪,彭绍升(1740──1796年)进一步改革,认为精神祈祷着可以在神像前自动受到启发,他实际强调了没有僧侣作为媒介的直接的信仰体验,而这与当时欧洲正在进行的宗教改革,竟有惊人的相似。”──其实这种比较是肤浅的,因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大一统良久;而同时代的欧洲还处于唐宋那样的多元时代。
   
   
   
   
   (149)
   宗教刺激了社会的发展:“西方在时钟技术方面的领先:时钟把一天人为地等分为几个小时,让生活变得有条不紊,这是为了适合西方的修道院,除了黎明和傍晚去做祈祷外,祷告仪式的最佳安排是根据有规律的间隔,而不受太阳四季变化的运行而定。”
   
   “相传欧洲的首座以砝码作为动力的机械钟是在1283年出现于英格兰的一家修道院;德文资料里也有诸多关于十三世纪欧洲教堂塔钟的记录:1344年意大利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大教堂塔钟、1370年巴黎西岱宫塔钟因损毁已不存于世;目前存世最早的塔钟是1392年于英国威尔士大教堂建成的天文塔钟,它的指针尚在准确走时,记录着迄今为止六百二十多年的‘时间史’。”
   
   “悠悠钟声代表着上帝的声音,对作息与祈祷的指示,成了黑暗中摸索着的人们一道最为清晰、明确的指导;可以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中世纪意大利的任何一座小镇,睥睨一切周边建筑的宏伟教堂,塔尖高耸入云;劳作的人们一双双仰望的眼睛伴随着朗朗钟声的礼拜,在心理上,已先于教堂里的仪式而完成。
   
   “到十六世纪甚至更早,随着座钟的出现,钟表终于走出教堂塔楼,进入欧洲的贵族家庭: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座钟’在德语里甚至还被称为‘小塔钟’(Türmchenuhr),钟的形制及其大量的宗教装饰体现出几百年来宗教对钟表的影响;1530年,德国纽伦堡锁匠于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只怀表‘纽伦堡鸡蛋’,状如鸡蛋的球形怀表,实现了钟表史上的第一次便携,‘装在口袋里的时间’,算是完成了人类对时间计量的第一次控制。
   
   
   (150)
   宗教刺激了技术的发展:“十三世纪,由于教堂越来越多地使用透光的染色玻璃制作窗户,穿透进来的阳光照亮了神圣的教堂”,所以,西方对精美玻璃制品的需求陡增;与此同时,玻璃制造商运用他们的新技术,来满足国内对玻璃镜和光透镜的需求。”
   
   “透镜和时钟的结合非常重要:十七世纪,当两者结合在一起,西方天文学就对穆斯林和中国的竞争者构成了优势……他们因此赢得了因为占星术而对天文学感到兴趣的世界各国统治者。”──占星术“相信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反映了天体的运动”,而企图据此推断自己未来的命运,使统治者成为占星术的头号消费者:因为统治者的头上,永远悬着最大的不确定性、最锋利的“达摩克利斯剑”。
(2014/11/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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