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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三十章、思想的魔力、劳动的福音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三十章、思想的魔力、劳动的福音
   


   
   (291)
   “工业精神乃是‘劳动福音’……建造的工厂很像一座教堂,带有巨大的拱门和彩色玻璃窗,员工就餐时有管风琴伴奏,老板像对待教友一样对待员工……资本和劳工不是无法化解的仇敌而是天然盟友。”──这些梦话和《礼记·礼运》所说的异曲同工:“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一切梦话都是可能的,要实现梦话却是很难的……所以康有为(大同书)、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劳改农场)的社会主义,也救不了中国。
   
   
   (292)
   “美国梦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噩梦,将穷人的希望从追随革命转向了自主创业。”──革命永远是少数人的梦想,多数人即使从事革命也只是为了讨生活;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卓有成效地扑灭革命、消除动荡。
   
   
   (293)
   “使大部分世界以及某些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美国设法避免了军事独裁体制、逃脱了其它‘共和国’与‘平等革命’的命运。”──这可能得力于英国传统,而不是美国的“国父们”独立创造的;而照搬美国宪法模式的中华民国,却陷入了百年混战……至今依旧断裂为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称此为“现代南北朝”,有效颦者改其名曰“东西华”(“东华”者,台湾也;“西华”者,大陆也),但无论怎么称呼它们,迄今仍无重新统一的迹象。
   
   
   (294)
   “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876──1944年)的未来主义美化战争、力量、混乱、破坏,认为这一切能将人类推入新的天地;追求速度的兴奋感,代表了时代精神,他所发起的运动,团结了二十世纪最激进的政治信徒: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认为国家应为强者服务,共产党人则希望在革命中毁灭传统……但他们一致认为“进步”的功能就是要摧毁过去……但他们并不知道:传统是无法超越的,任何变革都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
   
   
   (295)
   意识流小说(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是描写梦境和白日梦的,这当然要比传统小说来得传神,但也因此变得费解……这是传播过程的特点所造成的一体两面的效应。
   
   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巴斯卡),人是“自己床上的昆虫”(卡夫卡)──这就是思想的魔力。
   
   如果卡夫卡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他反而会没有了影响了──卡夫卡的支离破碎、内部混乱、走投无路,恰好迎合了一个时代的需要:那就是奥匈帝国的瓦解所留下的“真空状态”;这个真空稍晚还产生了希特勒和党卫军,正如俄罗斯的瓦解立即产生了列宁和红军,因此不容俄国出现卡夫卡式样的人物。
   
   
   (296)
   奥地利人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年)像希特勒一样:在奥匈帝国瓦解后,自我放逐到德国;他的小说《无个性的男人》说出了战败国的痛苦:“在科学时代做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世界上将如何生活呢?”这才是希特勒主义的心声。希特勒与“无个性的男人”表面上正好相反,其实一脉相承:希特勒的一切言行,仅仅是为了成为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所以我看到希特勒的遗体照片,又恢复了他在一战前的面容:谦卑而懦弱,一点也没有了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态。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态,是谦卑而懦弱的追随强者的希特勒,为了满足群众心理的需要而设计制造的扮相。
   
   
   (297)
   “科学和技术的革新是‘对真实世界日益好奇’和‘对看清事物如何运作的日益增长的兴趣’的并行结果。”──科学和技术并非客观真理;而是“试错”过程的产物,是“碰巧”、“碰对”的结果,是“不断排除失败”的艰苦奋斗,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298)
   西方科学之作为一种中国道教:“物理学家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年)1947年接受丹麦政府的封爵时决定,在其紋章上加上道教的图案;他认为,各带一点的波浪双曲线(太极图)是对宇宙的一种描绘,并且预示了量子物理的宇宙,而他本人正是这一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的纹章上的铭文是:‘对立互补’。”──丹麦王室无孔不入,甚至用物理学来给自己的国家主权贴金;但欧洲玻尔的“对立互补”其实就是中国周易的“阴阳互补”;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之所以大力鼓吹中国的阴阳思想,看来也并非灵机一动,而是受到了现代物理学家的启发。
   
   即使在古代中国,道教与其说接近西方意义的宗教,还不如说接近西方意义的科学:“1980年代,西方一些科学家通过自己的工作揭示了宇宙的复杂性,但对用来描述这种复杂性的术语感到不满,于是他们转向了亚洲哲学;佛教的禅宗与道教对自然界的描述给一些西方人提供了揭示宇宙的模式,这些模式似乎与科学发现相符。”中国佛教里的禅宗,其实也是道家传统的体现。
   
   
   (299)
   “十九世纪的书籍使得西方思想在全世界能轻易流传,并传播到那些西方人几乎无望塑造的世界……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已经从‘以外部对欧洲的影响为主导’,转向‘以西方对全球的影响为主导’。”──有欧洲传教士指出,中国人好像更容易接受传教书籍的影响,而很少参加布道大会;所以针对中国人进行传教工作,互联网络的作用应该超过布道大会……但奇怪的是,后者的工作更受教会组织的重视……这是为什么?
   
   
   (300)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的《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一书,探索了中世纪的时间观念,发现那时的人们对时间观念很淡漠,并解释其原因在于那时的人们“对于时间的准确度量没有兴趣”;不过实际上,他“对于时间的准确度量没有兴趣”这一解释是错误的──中世纪人们对时间观念的淡漠,是由于那时的人们“对于永恒的关注压倒了一切”,而在永恒面前,时间丧失了意义……而布洛赫的错误解释,恰恰仅仅说明了他自己对于时间的极度焦虑,到二战时期,这一焦虑终于使他成为一位“抵抗英雄”。
(2014/11/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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