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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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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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小国崛起不是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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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二十八章、电影的首尾与人生的首尾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第二十八章、电影的首尾与人生的首尾


   
   
   (271)
   反对一个事物的人,一旦做起这个事物来,反而能使这个事物达到较高的效率,例如,反对在电影中使用声音的早期法国导演克莱尔(Rene Clair,1898—1981年),极为克制地使用有声电影的技术,结果把早期有声电影从“声音的暴政”下解放了出来,从而获得了丰富的暗示效果、创造出新的电影语言──这就是思想的制衡作用。
   
   
   (272)
   演说之作为“前电影时代的催眠艺术”:“演说词是用来说服群体的,不是写给哲学家阅读的。”──个体的思想只会置疑演说家的煽动,因为需要俯就多数人智力水平的演说,永远都只能达到说书人的程度。
   
   小儿麻痹症患者戈培尔的名言是“电影不会说谎”──但实际上这位德国博士忘了补充一句:电影的剪辑除外,因为它的蒙太奇利用人眼的错觉,创造了虚拟的现实。
   
   
   (273)
   电影的开头不重要,结尾才重要;人生的结尾不重要,开头才重要;至于中间,都像鬼故事是一样一晃而过。思想的神秘:“好像一部优秀的电影,只有等到电影结束,你才能充分地了解电影的开头”;以致于人们“在某一点上因迷惑而备感惊诧,过分地沉溺于深奥的抽象观念……并渴望知道他们是否正在理解。”其实这一切全是基于观众的想象和想象的神秘。观众就是“导演的导演”,因为票房的上座率就是无言的暴君。正如有钱能使鬼推磨、稿费是作曲家的指挥棒。
   
   
   (274)
   “迪斯尼(Walt Disney,1901──1966年)作为电影制片厂的老板,擅长刻画卡通人物,把著名童话改编成电影;他的卡通描绘了最常见的情感、道德、性格类别,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任何人,可以立即看得懂。”──这是原始人对文明的复仇,是西方社会从内部开始野蛮化的可靠征兆。
   
   
   (275)
   摄像机镜头出政权──摄像机镜头首先通过“曝光旧有的阴暗”,来迫使观众直面无言的现实,从而在思想上毁灭了那个现实;其次通过思想的转化机能“给出了一个相反的正义”,从而在心理上重建了一个虚拟的现实,并把它引入生活之中。
   
   
   (276)
   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等系统论著,加起来就等于一句话:“国之大事在于祀。”希特勒《我的奋斗》和一堆讲演,加起来就等于一句话:“国之大事在于戎。”──韦伯和希特勒的总和,加起来才可以理解《左传》的道理;难怪希特勒会失去帝国,而韦伯也不能发现完整的真相。
   
   
   (277)
   “弗洛伊德发现人无法理解自己, 人并不具有完全的意识,人的行为取决于他的无意识;他无法接近无意识,但无意识又使得他的言语和行为可以为人所理解。”──但是弗洛伊德却假装他自己可以理解人类;这是自相矛盾的:除非弗洛伊德不把自己当成人类。
   
   “人发现自己日甚一日地丧失了自己的属性,但他重新促成知识领域中的突破,把许多工具熔在一起,以此宣告自己仍然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人应该让自己成为知识的主人,而不是知识的奴隶;成为知识之主人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活的思想主宰死的知识。
   
   
   弗洛伊德用《摩西和一神教》表达了犹太人的“忏悔”:1、摩西是一个埃及人并且犹太教是由埃及的阿顿神教发展而来;2、犹太人对于摩西的感情类似儿子对父亲的感情,所以摩西实际上是被犹太人杀死;3、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犹太人解脱杀死摩西的罪恶而寻求的长子型的赎罪替身;4、但在基督教传播之后,基督作为主被尊重,犹太人作为杀死摩西的罪魁祸首却没有被忘记,所以有了反犹主义……但是,这些只是一个犹太精神病的医生弗洛伊德自己的思想。
   
   
   (278)
   “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年)指出,有多种假设符合实验结果,科学家们只是根据惯例甚至‘个性’加以取舍……。他把物理学家比作‘尴尬的神学家受困于……’矛盾的命题。”──庞加莱比爱因斯坦的工作更早一步,起草了一个狭义相对论的简略版;庞加莱第一个发现混沌确定系统並为现代的混沌理论打下了基础。
   
   
   (279)
   瑞士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年),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在1907年开始发表演讲,但是直到他在1913年去世之后,他的讲稿才得以发表──他的弟子•巴利(Charles Bally)及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等人在1916年根据收集的索绪尔课堂的听课笔记,编写了《通用语言学》(又译《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该著作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开山之作,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自于此书;他的学生既完善了他的学说思想,也扭曲了他的思想学说──通常说来,只是对于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来说,他的学术思想才具有革命性。”──索绪尔戏剧性的一生,岂不就是其学说的生动注解?
   
   “索绪尔于1890年四十三岁的时候设计完成了语言学的主要轮廓,并坦率地告诉他的学生自从那时起他就增益不多;课题中的困难使他感到灰心丧气,他并非真想返回语言学;他诚恳地认为自己在普通语言学方面不值一提。”正因为索绪尔如此厌恶自己的工作,所以才突破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枷锁──“当索绪尔着手准备那(校方要求他讲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讲课笔记时,他没有从古代开始对语言进行一种高度和广泛的审视,他没有涉及到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为什么?一位想象丰富的语言历史学家推测,索绪尔受到了佛教哲学的影响。”──如此说来,索绪尔主义的出现和流行,确实是西方精神业已衰退的又一个旁证。
   
   
   (280)
   
   “晚年的索绪尔在孤独的学术求索中越来越沉默寡言,他深陷在那种对比之语言符号本身更重要的‘符号间差异’的沉思中,这一颠覆性的语言学思想使他与他的时代、热火朝天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渐行渐远;索绪尔的沉默比作一出充满痛苦的戏剧,随着一年一年痛苦的加重,索绪尔看不到出路。”──出路都是后来的人发现的,但却是迷路的人创造的;这也是一种“当局者迷”。
   
   “1912年夏,五十五岁的索绪尔在病痛压迫下离开教学讲台,回乡养病,住在洛桑诺附近一座被中世纪庄园的葡萄园围着的寓所内。妻子玛丽陪伴着他。他在病床上的唯一乐趣是学习汉语,这种古老的东方语言一定给索绪尔许多新的理论启迪。第二年开春,索绪尔病情恶化,于1913年2月22日与世长辞。”──这就是日内瓦大学的外行领导内行、强迫老学者改行的结果。
   
   “1913年2月28日,索绪尔的学生齐聚在索绪尔上课的教室里,悼念他们的老师。为索绪尔代课的弟子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1870──1946年)发表了悼念索绪尔的演讲;另一位弟子巴利(Charles Bally,1865──1947年)继任索绪尔任普通语言学教授后,在10月23日也发表了《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的现状》的纪念演讲;三年后,这两位弟子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思想由此成为二十世纪世界语言学的共同财富,这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索绪尔的夙愿。”──这个“实现夙愿”其实是遭到误读、是讽刺的闹剧。这是由于他的不幸遭遇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占有欲因此也就激发了他们的主动性和想象力,而且有效降低了同行们的嫉妒心和破坏力,并使得后学获得了自由联想的空间并在自由联想中创造了索绪尔主义。
   
   “索绪尔死后不久,他的学生们采取了思想史上最令人吃惊的一种措施:他们承担这项工作,替他写这本书;所学日后三年,他们根据自己的听课笔记,编辑和出版了署名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了,著名的古典著作都是以“追记”的方式传世的──《论语》、《佛经》、《柏拉图对话》;那也是多国文化相互冲击所产生的结果。
   
   《普通语言学教程》力图化繁为简、逃避见木不见林的命运,这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有一个限度:简单的并不总是最好的──虽然这是索绪尔为了自救,因为他被十九世纪的的古典语言学给淹没了,力图出来透一口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仿佛索绪尔的墓志铭和纪念碑:他本来是一个梵语教授,“曾经讲授古代梵语课程整整二十一年;但后来校方却让他在五十岁的时候改讲普通语言学课程,这使他感到震惊,但他却不能拒绝──从五十到五十四岁,他三次讲授这门课程,过了不到两年就死了。”──难怪这是一门绝学,因为它出自绝活儿。
(2014/11/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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