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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二十七章、打动感情、只用幼稚的推理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第二十七章、打动感情、只用幼稚的推理
   


   
   (261)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在改变其信念的同时,不破坏其文化的所有构成要素;民族在持续这一转变时会一直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直到它接受了一种新的普世信念。”──但上述说法似乎并未明了:政治制度、司法系统其实也是一种“适者生存”的互动结果,反过来又塑造了此后出生的居民,形成社会生态,唯有外来的强力可以打破这一循环。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在没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世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因为普世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这是法国人对其十九世纪经验的反思,同时也无意中预告了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历……中国要走出二十世纪的革命泥沼,就必须确立“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
   
   
   (262)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它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这是因为,不宽容的态度和哲学的批判,都是思想主权的延伸,是作为精神平衡的两翼而展现出来的生命能量。
   
   
   (263)
   “新的教条一旦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实干家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一旦“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成为信条,中国就能重返文明的状态,中国就能再现历史的辉煌。
   
   
   (264)
   “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暴君深知人性的这一弱点,所以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节录。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刊印。)
   
   
   (265)
   “一名杰出的律师,其工作重心所在,就是打动陪审团的感情,而且正如对付一切群体一样,不要做很多论证,或只采用十分幼稚的推理方式。(竞选和布道的方式也是一样。)”──这是因为,和逻辑的、理智性的论证相比,原始的、生物性的论证,更加接近思想的底层,因而也就是远为深刻的东西了。
   
   律师们常常利用的“打动感情、不做很多论证、只用十分幼稚的推理”的方法,不仅用来征服群众十分有效,在关键的时刻也能俘虏杰出的个人,权力机构在“招降纳叛”的时候,就经常使用:并被总结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66)
   “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所以说,“群体拥有宗教一样的力量”,与此同时,“组织”则成了犯罪的渊薮──“在一般性问题上,四十名院士的投票不会比四十个卖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一个人不会因为他通晓希腊语或数学,或因为他是个建筑师、兽医、人医或大律师,便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这就是民主制度或其他有组织控制的主权国家所具有的致命缺陷。
   
   
   (267)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等──取得过一致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十分弱化了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人们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我曾经问过一位牧师:你们教派林立、传道的时候各说各的,究竟谁是对的呢?他说让我自己作出判断。我回答说,我自己判断哪个教派和哪位牧师是对的,那么就说明我在你们之上了,那还要你们来做什么呢?
   
   
   
   (268)
   “制度和政府会对一个民族的生活产生影响,但这种作用不大,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禀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所谓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这就是“宇宙信息决定人类思想”的迹象之一。
   
   “在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如此说来,现代代议制其实和古代直接民主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群氓政治甚至是暴民政治:台湾立法院里的肢体冲突、污言秽语,并非议会政治的罕见例外,而是议会政治的本性暴露。
   
   “在议会里,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名望,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即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难怪希特勒的中期演说那么有效,可是到他打了败仗,就再也不敢露面了;毛泽东也是如此,晚年再也不敢登上天安门了。越有名望的人就越可以肤浅,甚至可以公然地耍流氓;例如斯大林就是一个典型,斯大林又给每一个卫星国家安置塑造了一个流氓领袖。
   
   
   (269)
   “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人类思想,也是动植物世界的普遍信息:“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
   
   “决定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他不是“没有思想”,而是体现了“深刻思想”,那就是动物的本能、植物的属性。
   
   
   (270)
   “只有当观念披上形象化的外衣,才能被群体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与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放映着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张叠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作者似乎不懂形象思维比逻辑思维更加原始也更为有力,而最原始最有力的则是梦想思维;不幸的是,与梦想思维最为接近的恰好是幻灯片,电影则处在形象思维与梦想思维之间,是一种接近爬行动物的艺术。
   
   “群体犹如一位暂时失去推理能力的睡眠者,脑中会出现一幅幅十分鲜明的形象,一旦他开始思考,这些形象便立即烟消云散。”──所以任何一部电影都经不起推敲,因为电影都是用于催眠群体的梦想思维的,任何电影都无从唤醒个人的思想。
(2014/11/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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