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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能养活1570亿人,是思想并非事实

   思想主权第四部下“人性·外篇”
   (《思想主权的解毒·下》)
   
   第二十一章、地球能养活1570亿人,是思想并非事实
   


   
   (201)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的《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一书,探索了中世纪的时间观念,发现那时的人们对时间观念很淡漠,并解释其原因在于那时的人们“对于时间的准确度量没有兴趣”;不过实际上,他“对于时间的准确度量没有兴趣”这一解释是错误的──中世纪人们对时间观念的淡漠,是由于那时的人们“对于永恒的关注压倒了一切”,而在永恒面前,时间丧失了意义……而布洛赫的错误解释,恰恰仅仅说明了他自己对于时间的极度焦虑,到二战时期,这一焦虑终于使他成为一位“抵抗英雄”。
   
   
   (202)
   年鉴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的《地中海》一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欧洲的恶劣气候使得其农业劳动力较为昂贵,从俄而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其实,华北的气候比欧洲远为恶劣,但为什么没有促进类似的技术发展?相反,倒是气候比较适宜的江南,发展了比较华北更好的农业技术──江南的农民比较华北的农民更少休闲的时间,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农业以外去发展手工业,而中国北方的农民却以在漫长的冬季晒太阳和捉虱子著称。
   
   
   (203)
   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年)给世人提出忠告是:“一旦前提确立,就不容易犯逻辑错误。心理学家报告说,疯人说话逻辑严密,但是其前提不切题。探索的方法谋求发现充足的前提。”但是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年)的名言却是:“生活是一种艺术,要在不充足的前提下得出充足的结论。”(Life is the art of drawing sufficient conclusions from insufficient premises.)──如何理解他们的差距?麦克卢汉生于巴特勒死后九年,他们的差异一方面说明二十世纪的欧美国家已经丧失原创的勇气,一方面也说明“疯人和艺术相去不远”。
   
   
   (204)
   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年)假设了某种更完美的世界,作为自己《正义论》的思考出发点,这并不违反“思想主权”的原则,但问题是,当他把这样的思想称为“正义的社会”时,就没有分清这并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而是一个“有关正义社会的思想”──罗尔斯没有“思想”这一概念,由此可见一斑;换言之,罗尔斯用他有关“正义”的诡辩论,把所有的社会都诅咒了一遍,因为他的正义社会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之中──“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这样语义矛盾的话他也说得出来?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拥有的自由,只能是最小自由;最大自由只能被绝对少数人享有──否则的话,社会将被挤爆,毫无运转的空间了。
   
   
   (205)
   法国人居伊·德博(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年)是一位孤儿,他后来写了《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67年)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作品”,《景观社会》认为现代社会使得“真实的社会生活”已被表象所取代:“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就是“商品完全成功地殖民化社会生活的历史时刻。”──“景观”一词定义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大众媒体和各种形式的政府的合流;景观就是商品关系取代人的关系的社会的颠倒的表象……在对景观社会的分析中,德博指出生活已经贫瘠……缺乏真实性使得人类知觉受到影响,批判性思维的阻障伴随着知识的堕落……其实,德博和后来的托夫勒一样,都有夸大其辞的毛病: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中,生活一直如此的──“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也许以前不是“商品”统治,而是“暴力”统治;但都是“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个表象说到底就是某种思想。
   
   
   (206)
   犹太人诺奇克(Robert Nozick,1938—2002年)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1974年)一书认为,一个拥有更多天然才能的人并不会剥夺其他人的那种才能,因此,一个社会强制其成员以便取消才能的不平等现象,和由此导致的不平等现象是错误的;不过,他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拥有更多天然才能的人虽然不会剥夺其他人的那种才能,但是却会剥夺其他拥有那种才能的人所可能获得社会回报,并因为而在实际上压制其才能的发展──诺奇克的“忽略”造成了一个盲点:看不见“嫉妒”的生物性根源;看不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是人类社会的通则。
   
   
   (207)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写道:‘如果事情都是如此简单就好了!如果什么地方有坏人在用心阴险地作恶就好办了,那只需要把他们清查出来消灭掉,但是善恶的分界却刻在每个人心中,谁愿意毁掉他自己心灵的一部分呢!’”──共产党员索尔仁尼琴错了。它回避了一个重大的试题: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有坏人在用心阴险地作恶,你该怎么办?共产党员索尔仁尼琴的答案似乎简单:紧跟他一起做恶──实际上,共产党员索尔仁尼琴的前半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司的员工们也是跟着老板一起如此做恶的。
   
   
   (208)
   谭盾(Tan Dun)的乐曲“Internet Symphony ‘Eroica’”和纳粹歌曲“Erika”一字之差;其主旋律就是“混杂感”,是现代英雄的特征,具体到作曲家身上,可以名曰“纽约印象唐人街”──十九世纪的“Eroica”,小邦德意志的悲惨现实,二十世纪“Erika”,大德意志的梦想光荣,二十一世纪的“Eroic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音乐逃犯”。
   
   
   (209)
   牛津大学研究“人类将会如何走向灭绝”:有关物种灭绝的研究报告汗牛充栋,但研究人类会如何走向绝种末路的却不多见,于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这个国际团队就研究了人类在哪些情况下可能遭遇无法战胜的劲敌而整体灭绝,而“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最大危险是人类自己的思想”:人类已经进入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具备了毁灭人类未来的无比能力;这是因为科技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人类对新科技带来的后果的控制能力;这就像孩童手里的致命武器……具体来说,在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实验已经进入预料之外且后果难测的疆域;科技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人工智能技术既可以成为工业、医药、农业甚至经济管理中的重要工具,但它对可能造成的破坏的广度和深度并不在意。
   
   
   (210)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0年修改了将会普遍爆发饥荒的预言,并且根据1967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Colin Clark,1932──2002年)的估计说地球能养活1570亿人。”──然而,这是思想,并非事实。
(2014/11/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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