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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二十五章、种族灭绝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第二十五章、种族灭绝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241)
   “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创立了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但华莱士是一个深信宗教的人,华莱士强调,人类的智力水平远远超出其最近的动物亲戚,这迫使我们必须承认:单单依‘自然选择’来解释这个差异是不够的。”──其实,如果前提成立,这个差异并不难解释:人类把不能杂交“通婚”的“亲戚”全都杀光灭绝了,只把不具竞争性的“亲戚”一步一步地驱逐到丛林里,结果显出了自己的高贵和“光荣的孤立”……按照这样的逻辑,种族灭绝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华莱士陷入了‘超适应主义’的泥沼,因为他认为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中,进化论能创造出最好的有机物。”──但他忘记了,这仅仅是如此被造的有机物自身的自以为是而已,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
   (242)
   “埃达•拜伦1815年出生在英国伦敦,是诗人拜伦与安娜贝拉•米尔班克的女儿。但在其出生后不久,父母便离婚,尽管拜伦苦苦请求,但米尔班克却禁止拜伦看望女儿。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中,埃达受到了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熏陶,并得到了包括伦敦大学首席数学教授A•德•摩根在内的诸多优秀数学家的指点。摩根还向她引见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玛丽•萨默维尔。埃达准确地对分析机的作用和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见,例如制图和制作音乐,以及进行庞大的、重复的大型计算。于是,埃达担当起为分析机编制程序的任务。埃达首先为计算拟定了算法,然后拟定了程序设计流程图,这也被后人认定为第一个计算机程序。”──诗歌死亡,电脑诞生,这似乎是“文化转向文明”的象征;也是人类现在阶段“精神现象的轴心”:诗歌死亡,电脑诞生。
   (243)
   英国人马修•安诺德(Matthew Arnold,1822年──1888年)这样形容自己身陷两个世界之间的黑暗:“一个是死亡的世界,一个是无力诞生的世界”……这是窃取了“两约之间的沉默时代”这一概念;其实,“两约之间”的沉默时代并不真的沉默,那是正是希腊化时代,是世俗主义甚嚣尘上、淹没圣殿的时代──说它沉默是因为承认上帝的存在,并说上帝沉默了;用十九世纪的德国鬼子(从黑格尔到尼采)的语言,就是“上帝死了”((Gott ist todt……Gott selbst ist tot……Gott gestorben ist)──德国人是本质上的多神教徒,他们信奉原始日耳曼人的话,认为一切神必定会死亡(alle Goettermuessen sterben),所以他们才会发动“宗教改革”,摧毁从来就并非完美的基督教传统。
   (244)
   托尔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年)的确是先知:他预感到俄国革命的血腥残暴,急不可待地想要捐出全部的家当,以便保住他们家族的“狗命”……可惜的是他的妻子索菲亚无法理解他嗅觉灵敏的先见之明,坐等布尔什维克进入自己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Yasnaya Polyana),只好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这样的革命终究要如何结束,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看见人们牵着他们的牛,推着小推车浩浩荡荡地赶往西部城市图拉去。”先知者托尔斯泰死后仅仅七八年,他的遗属就大祸临头、伴随俄国人民一起走向覆灭的道路。
   (245)
   “在维持帝国运转时,女人也是当地最重要合作者……英国陆军元帅沃尔斯利爵士(Garnet Joseh Wolseley,1833—1913年)早年从印度写信给他的母亲说,他有了一名印度的小妾,和妻子一样,而不费什么周折。”──这其实是一个“父权制的陷阱”:孩子成为人质,成为被征服的女人榨取征服者男人的“剩余价值”的工具;优越的男人不得不承担起了为卑贱的女人抚养孩子的责任……许多原本遭到灭绝的种族,就是通过这样,通过女人沦为性奴而留下了自己的孽种。
   (246)
   思想的所有权主张:“虔诚的婆罗门教徒认为西方的每一种思想都起源于印度……以印度各地语言写作的作家在作品中注入了西方的影响,达到了焕然一新的效果……莫卧儿王朝的风格装饰了十九世纪的英国建筑物;苏格兰的佩利斯企业家生产纺织品时模仿印度的图案……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帝国主义掠夺来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影响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艺术家们因而有了新的模式可以遵循。”──中国也有类似的爱好,不仅如此,还喜说“中国特色的”云云。结果呢?“中国正在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
   
   “在印度,有人建议用《吠陀》或其他印度经文在适合印度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中取代《旧约》;在亚洲其他地方,人们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看来“ABC神学”一类的所谓“宣教神学”并不孤立,而是一种普遍人性的体现,也就是说,是自我中心的“罪性”体现。(“ABC神学”的方法是:通过考证“A神=B神”、“B神=C神”;然后就得出了“A神=C神”的结论。)“老子化胡”就是古代的“ABC神学”,也就是说,“老子化胡”就是古代的“宣教神学”。这样的神学,岂不是神的仇敌吗?
   (247)
   “1865年,十九世纪最有洞察力的传教士、纳塔尔主教科伦索(John William Colenso,1814──1883年)潜心研究日尔曼《圣经》考证家的著作,并写出了他自己五卷本著作《摩西五经和约书亚记的考证》,他的方法是显示某些圣经故事在算术上的不可能性(因为他是一个知名的数学家);而该著作的真正用意是表明《旧约》在文字上是不真实的,因而其诸多荒唐和不道德之处,不能视为信仰的主要部分。”──这位主教竟然不懂最基本的基督教信仰:“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由此可见近代欧洲人在“精神上的堕落”之深。
   
   1981年我曾经写道:“中世纪万岁”;那倒不是希望中世纪永存,正如不是希望冬天永存。向往中世纪,是向往“黑暗”凸现了文明的光芒……因为,仅就科学这一小小的方面来说,“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在这种背景中,自然科学才作为严肃的学科发展起来,它也提供了观念和方式,对这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何况,中世纪还有骑士精神、封建堡垒以及对于人性的全面颠覆:例如恋尸癖及圣骨崇拜。
   (248)
   “英国牧师兼诗人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年):‘因贸易而变得冷酷无情、因艰辛变得暗淡可鄙,人人污迹斑斑。’……对工人阶级而言,合理节制的生活方式才是罪恶;赌博是他们的投资,酒是他们润滑剂。”──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从这些人里面产生出来的“先锋队”,天知道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
   (249)
   阿伯特(Lyman Abbott,1835──1922年)的《基督教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hristianity,1892年)打开了一个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原罪、没有神圣救世主的“当代基督教”的大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短短二十二年之后,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的主流“背叛”了上帝,上帝也就“离开”了欧洲的主流;“西方国家的没落”最终演变为“欧洲文明的没落”。
   (250)
   “托马斯•卡莱尔是典型的英国狗屎。”──因为他的嘴里只有人物,没有塑造这些傀儡人物的思想;因为他的笔下只有英雄,没有支配这些历史道具的思想主权。尼采比他聪明,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上制造了“强权意志”,使得人物傀儡获得了思想,使得历史道具体现出思想主权。尽管,尼采也不懂得“强权意志”并不能创造物理的世界。
   

此文于2014年11月0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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