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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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中国文明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思想主权第四部下“人性·外篇”
   (《思想主权的解毒·下》)
   
   
   第十三章、第三期中国文明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121)
   “十二世纪意大利僧侣乔基姆(Joachim of Fiore,1135──1202年)从未被天主教教会判为异端,其思想却被包括闵采尔、康帕内拉、温斯坦利等后世追随者以激进千禧年主义的方式加以诠释:乔基姆视历史为三个不同阶段的呈现,首先是圣父,其次是圣子,最后是圣灵(Holy Ghost);他认为第一阶段主宰人们的是对圣父的恐惧,第二阶段是对圣子的信仰,但第三阶段是爱,如同‘上帝的朋友’,而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人类会在修道世界中作为信仰相同的弟兄姐妹实现大同。”──这显然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耶稣基督说过,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
   
   
   (122)
   “社会主义之所以是自由的最坏的敌人,原因在于:如果社会主义能实现它的诺言,它将对世界做出这么一种贡献,即自由的旨趣将显得苍白无力,人类将把自己对自由的忠诚转移给那主张给他们带来更多实惠的恩人。”──最可怕的是,这个恩人、老大哥、伪领袖,不用自己的名义进行统治,而是用人民、社会的名义进行统治,因而可以更加不负责任地胡作非为;就像美国的坏人用公司、政府的名义进行活动,危害社会的程度远远超过街头犯罪。
   
   
   (123)
   “从来不敢反时代潮流和抵制大多数人意见的人不但是个懦夫而且也是个诡辩家,而这也正是伟大人物孤身战斗的部分原因。”──能够孤身战斗到底的,就是伟大人物的开始;这不论在专制制度下,还是在民主制度下,都是通用的。
   
   
   (124)
   “随着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展,人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成为经常性的事件,人们为土地而战,为面包而战,为女人而战,为权力而战,目的、旗号各有不同,但和小孩枪玩具的对抗模式也没多大分别,都是由各不相让演变为暴力相抗,谁力量大谁就是胜利者。当然,成人之间的冲突比小孩枪玩具的血腥程度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可能造成的灾难也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日益严重,以致把人类命运迢到了不妥协就毁灭的临界点,于是,在历经无效世代的恩怨情仇之后,‘世界政府’的构想出现了,‘国际法庭’的功能激活了,‘全球伦理’的建构也已韧露端倪。这类全球化的制度建设或价值诉求听起来何其堂皇宏大,但其墓本功能不过相当于拆解小孩争斗的幼儿园阿姨或写给监护人看的‘入园须知’。”──
   
   
   (125)
   “1993年,来自世界各地的6500名宗教界领袖、神学家及其他人士汇聚“罪恶之都”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宗教大会。大会最后—天公布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宣称,呼吁建立一种“全球伦理”的基本理由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处于苦难之中,而各种难以历数而又深刻的当代人类苦难之根源或症结之一,乃是当代人类的道德危机。如果我们还存有一种“人类家庭”的道德意识,那么,就全人类而言.这种道德危机之深刻已经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没有新的全球伦理,使没有新的全球秩序”这一宣言显然是在告诉那些自以为能够主宰全球政局或发展趋势的政客、军人和金融大亨们,世界秩序的重建也离不开人文的参与和道德秩序的重建。这和亨廷顿于同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思路上有一致的地方。亨廷顿在他的后冷战思考中把“文化认同”列为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这其实也是把世界秩序的重建和一些软性因素挂上了钩,并从学理上为国际政治研究与人文思考的整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126)
   “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全球治理’,这一命题其实不过是早期‘世界政府’理想的新版亮相。由于生态危机、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国政权的掌控范围,也由于人道主义灾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人类罪等全球化问题的出现,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治理’模式使成了世界秩序重建的向度之一。”──在现存的文化中,只有中国曾经提供过类似于“全球治理”的“礼制的天下统治”。
   
   
   (127)
   十七世纪的东南亚,“更多殖民者来自中国:在许多殖民据点,例如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虽然权力机构、守备部队、名义上都是欧洲人的,或者至少在欧洲官员的管辖之下,可是真正的殖民者却是中国人,他们大量定居于城镇中,并大规模地开发经济,因为缺少一个致力于发展海外帝国的本国宗主国政府,他们就利用西方的帝国缔造者,保护和促进自己的活动。”──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模式正被复制到全球范围;这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一个侧影。这个模式也反过来推动了“中国的崛起”,迫使内缩的中国政府走向海外。
   
   
   (128)
   “我们中国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礼乐’与‘礼法’建构起的文化难道没有对礼物更丰富的表达?中国文化如何从‘血缘的共同体’向儒道的‘阅读解经的共同体’转化的?这个转化的后果是什么?而佛教佛学的渗入是否形成了共同体的新形态?”──这牵涉到了“部落主义向帝国时代的转化”:儒教影响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以及佛教影响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可能还有基督教影响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129)
   “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一个神圣的共通体?《红楼梦》写作的破碎性与未完成性向我们启示了什么?是否会有一个新的在到来的共通体在召唤我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topos)呢?我们还听说:有一个名为‘托钵士的共通体’将会带来与之有关的新消息。或许,她可为我们显示一种新的共同体的样式?!那就让我们去寻找她!”──那不是寻找可以得到的既有之物,而是需要创造出来的未有之物;那就是我所说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130)
   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吸收欧洲与基督教文明的元素所创立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命中注定地海外扩张、整合世界;否则就会遭受奴役、走向亡国灭种。
(2014/11/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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