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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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水中流动的思想

   思想主权第四部下“人性·外篇”
   (《思想主权的解毒·下》)
   
   
   第八章、理想是水中流动的思想


   
   
   (071)
   “后现代意识将所有人类的交流模式视为‘权力话语’,在此‘富有讽刺意味的自我意识就是所谓时代的秩序’,而且,由于个人无法避免‘服务于自身目的的操作’,因此不能把理想太当真。”──这种说法其实误解了理想,理想毕竟还是认真的,因为理性从来不是固定的概念,更不是意识形态的体系,最不是的就是那些宣传机构、广告部门产品;理想是水中流动的思想,不是刻舟求剑的船板。
   
   
   (072)
   “现代犯罪学深深根植于这种信念之中:主流公众舆论一致认为,罪犯不应该对其行为负责,因为他是‘被支配’,或是遗传方面的,或是社会方面的,恩赐没有惠顾他。”──“宽容”演变成为“纵容”,“自由”变成了“散漫”。
   
   
   (073)
   “‘史后人类’(Post-historic Man)将丧失同情心、情感、创造精神,直至最后丧失思想意识。”──我不相信。除非人类发生了生物学上的突变以致进入了灭亡的程序,否则思想永远存在;看看历史就知道,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德“史后”,例如秦两汉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史后,元明清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史后──人们的同情心和创造精神大大降低,但没有丧失思想意识。
   
   那时候,“知识财富不再由个人来拥有而是由共同体来拥有。”──这意味着“新的匿名时代”的来临、版权制度和专利垄断的衰落……由此形成的“新的史前时代”,将把人类文明带向一个未知的高地。
   
   
   (074)
   “当猿的祖先与旧大陆猴的祖先2500万年之前分离之后,一定发生过某种特殊的、迅速的变化。”──可见,生命的要义在于“分离”,一定要有所分离,才会有所成长;虽然分离伴随着痛苦和撕裂。
   
   
   (075)
   “哈特人(the Hutterites)一旦人口超过一百五十人,就会将社群一分为二,因为超过此数的群体是无法和平管理的,除非动用警备机构;而他们认为警备机构都是邪恶的,所以为了辟邪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的人数。”──禁忌与信仰,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功能主义”的互补作用。
   
   
   (076)
   “尼安德特人的墓葬表明,他们属于一个与我们不同的物种;但是他们拥有祭祀生活和道德习惯,包括照顾老人和尊重死者……这些证据表明,曾经存在的‘非人物种’与我们人类在道德上没有区别──然而人权的概念却基于一个假定,即人类组成一个有意义的道德范畴,不包括非人动物。”──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很难想象不能进行遗传交流的“非人动物”与“人类”可以在“道德上没有区别”;在我看来,即使可以进行遗传交流的“人类”,彼此之间在“道德上”也是具有很大“差别”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法庭、监狱和精神病院存在的必要。就不用说不同的种族之间的遗传差异了。
   
   
   (077)
   “宗教信仰的先天倾向是人类心理中极其复杂而强大的力量,也很可能是人性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部分。埃米尔·迪尔凯姆是个不可知论者,他把宗教活动的特点归结为群体的精诚献身和社会的核聚团结,它是社会行为的共相之一,从原始的狩猎-采集部落到社会主义共和国,它都具有可资识别的形式,宗教活动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人的骨头祭坛和丧葬仪节,早在六万年以前,在伊拉克的上尼达地方,尼安德特人就曾用七种具有医药用途和经济价值的花卉装饰坟幕,也许是追念一位沙门巫师。根据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的研究,从那个时候起人类大约产生了十万种不同的宗教。”——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他自己的宗教;而每个不同的人其宗教也都有某些共性。尤其考虑到,甚至在现代人的身上,还有1%—4%的尼安德特人的遗传基因!
   
   
   (078)
   “在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正如当年和他们分享着森林住地的奇异的袋狼一样,已经绝种了,不列颠的殖民者只花了四十年的时光就残忍地灭绝他们,而袋狼孩多存活了一百年,到1950年才绝迹,这种突然的灭绝,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是特别不幸的,因为这批塔斯马尼亚土著人-所谓的“野人”-甚至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文化向世界作一番描述和介绍,人们几乎只知道,他们是一些身材矮小的狩猎-采集者,有着红褐色皮肤,头发满是卷结,据最先和他们接触的探险家说,他们的性格开朗而愉快,对于他们的起源,我们只能猜想,很可能他们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后代,大约在一万年前来到塔斯马尼亚岛,随后也就在生物学上和文化习俗方面适应了岛上凉爽而湿润的森林生活条件,我们手边现在只存几张照片和一些骸骨,甚至他们的语言也无法再现,因为遇到塔斯马尼亚土人的欧洲人很少有人去留心他们的语言。在1800年初期到那里去的不列颠移民者,并不把这些塔斯马尼亚人看作是同类,而只看作是妨碍农业和文明发展的动物,他们受到有组织的围歼,无缘无故就遭到虐杀,在一次猎取袋鼠的大规模活动中,一群男女和儿童只因为向白人方向奔跑,就被子弹扫射倒地,很多土人死于梅毒和其他来自欧洲的疾病,到1842年,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当时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数目已经由原来的五千左右下降到不足三十人,其中的妇女已经年龄太大,不能再生儿育女,他们的文化也从此衰亡了。”──向不是同类的塔斯马尼亚人发射子弹、传播梅毒,向中国人强行输出鸦片,这就是英国绅士的逻辑和道德。
   
   
   (079)
   “然而土著人的最后灭亡,却是一个从伦敦来的传教士、非凡的利他主义者乔治·罗宾逊所一手造成的,1830年,当塔斯马尼亚土人还残存几百人的时候,罗宾逊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把这个种族保全下来,他以同情的态度接近这些被追猎的幸存者,说服他们跟着他走出森林中的避难所,向追猎者投降,有少数土人果然住进了白人移民者新建的村镇,终于沦为乞丐,其余的人由罗宾逊带领,到了弗林得岛,那是一个位于塔斯马尼亚东北方的孤独的哨所,在那里,他们吃咸牛肉,喝放糖的茶,穿西服,学会讲个人卫生,使用钱币,并信仰严格的加尔文派基督教,部族的老文化就这样与他们完全绝缘了。每天,这些塔斯马尼亚人走进小教堂,听乔治·罗宾逊讲道,对于最后这一个阶段的文化史,我们倒有一段洋泾滨式英语的记载:“一个上帝……土人好,土人死,土人升天……坏土人死了,下地狱,坏人的灵魂,火熄灭。土人哭喊、哭喊、哭喊……”教义问答中反复重述着这容易理解的信息:‘不久以后上帝将怎样处置这个世界?’‘烧毁它!’‘你喜欢魔鬼吗?’‘不!’‘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他有自己的打算……’塔斯马尼亚土人受不了这种灵魂的冶炼和熬煎,他们变得忧郁阴沉而毫无生气,不再生儿育女,许多人因流感和肺炎而死去,残存者被迁移到塔斯马尼亚本土上一个靠近霍巴特的新保留地,他们中的最后一个男子,即欧洲人称之为毕立王的人,于1869年死去,剩下的几个老妇几年后也相继去世,人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也许略带几分尊敬──观赏他们。在这同时,乔治·罗宾逊自己却生养了一大家人,他一生的目的在于挽救塔斯马尼亚人免于灭绝,他心安理得地以更为文明的宗教驯服取代了残酷的杀戮,只不过按照无意中支配着他的严格的生物学的运算体系,他总算没有失败。”──拖儿带女的传教士就这样下手毁灭了上帝的作品塔斯马尼亚人。他们怎么能说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呢?除非,人们仅仅把上帝理解为自然甚至是弱肉强食。
   
   
   (080)
   “我一直认为谦谦有礼的伪君子是一种可怕类型的对手。”──这就是英国“绅士”能够成功掠食并建立世界帝国的秘密武器。
(2014/11/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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