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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丧失了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一个丧失了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熊飞骏

   这几天央视一套正在播马列革命连续剧《铁血红安》,家乡人象过节似地奔走相告,每天都要接不少家乡亲友打来的电话,嘱我千万莫要错过收看《铁血红安》。

   飞骏实在理解不了家乡人何以对这部连续剧那么兴奋?撇开有几成真实性不说,单就 “正能量定位” 通过严格筛选宣传出来的“革命事迹”,也找不出多少值得兴奋自豪之处。

   一个人口才48万的山区小县,为那场马列革命就付出了14万人的生命代价!这还只是我方的光荣烈士,国民政府那边的死难人数还没算在内。那可是绝大多数青壮年啊!

   悲剧的是: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战场,也不是死于卫国战争,而是死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斗。

   更为悲剧的是:那些革命干部多数不是死在国民政府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没有解密的史料不说,只说红安烈士陵园“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开展示的资料。

   纪念馆里牺牲的红军军政高干,红四军军长曾中生、邝继勋、鄂东北道委书记徐朋人等都是自己人肃反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幸免于难。

   红军营以上的政工干部,绝大多数也是死于自己的肃反。

   1931年冬,张国涛在鄂豫皖苏区掀起整肃“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运动。团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被屠杀一空,6000多名红军官兵和红色干部身首异处,死前都惨遭远超小说《红岩》的灭绝人性酷刑侍候。

   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不到2万人,这一下就杀掉了三分之一。

   红军军政干部死于自己人之手的,远远多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死难人数。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妻子程训宣也被打为反革命,受尽酷刑之后,在肃反主刑场之一的红安县七里坪镇王锡九村的黑洼被石头砸死。

   被石头砸死的红军干部远不止徐向前的妻子!死难的六千名冤魂都没有享受“子弹痛快”的好运,绝大多数都是用石头砸死,锄头挖死,大刀砍死。

   那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死法!相比之下死于国民政府刑场的公开枪决到是一种高级享受。

   飞骏的大伯爷,老家第一支红色武装“战斗团”第一任团长,被国民政府押往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吕王镇(刘华清故乡)河滩枪决时,还能象英雄一样慷慨激昂高呼口号:“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被肃反的6000多名红军官兵是绝对没条件高呼口号表演英雄气慨的,要么酷刑之后没力气喊;要么上刑场前嘴巴经过特殊处理发不出声。

   红军在八字还没一撇,随时都可能全军覆没的逆境下,为何还要为敌复仇大规模屠杀自己人呢?

   我想主要是为了制造一种高度恐怖气氛,让活下来的人恐怖到丧失最基本的思想和主见,只能麻木被动地跟随领头人走。

   极端恐怖才是马列革命的精髓!

   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司令,保卫局抓他的美丽妻子时正在前线和国民政府军交战。当保卫局通知他妻子是反革命必须镇压时,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不敢为妻子说一句公道话,居然赞成组织镇压他的妻子?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

   …………

   接下来从道义方面分析那场革命: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迹居然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他父亲并非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为害乡邻的西门庆、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产比乡亲略为多一点。

   杀父历来都是滔天大罪,连禽兽都不如!可禽兽不如的人居被誉为革命英雄?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今天还在革命纪念馆里慷慨激昂宣传王秀松杀父的光荣事迹?

   在马列革命史中,杀父之罪远不止王秀松一人。那位列入中小学教科书可歌可泣的大英雄方志敏,也曾下令杀害了自己的亲叔叔。

   李立山身为党的一把手,他老家的党居然把他父亲镇压了?他这个总书记居然连抗议也没一个,默认了这种“英雄行为”?

   一个六亲不认残杀至亲的革命是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能把中国推向何方?

   只要脖子上顶着个脑袋的人都能想明白,除非他脖子上顶的是尿壶。

   …………

   可马列中国居然有不少脖子上顶着个尿壶的人。

   红安在新世纪被列为红色革命旅游景点,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前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进入烈士纪念馆的参观者,看到王秀松杀父和张国焘血腥肃反的“光荣传统”后,出来时本应心情沉重。

   然后痛定思痛反思暴力革命的反人道反文明性,从此推动中国告别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令人痛心的是:绝大多数参观者兴高采烈的进去,红光满面地出来,很难看到一张表情凝重的脸。

   有一个周末飞骏有意识在烈士纪念馆门口的石阶旁坐了整整一天,目睹了几千名参观者进进出出。几乎都是唧唧喳喳进去,眉飞色舞出来,没一个例外。

   我们的民族已经丧失了反思的能力!

   丧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然周而复始重复同样的灾难。

   我们一边在花费超军费巨资“维稳”,一边在大规模从事暴力革命传统教育?一边严防群体性事件,一边鼓动人民聚众闹革命?

   暴力革命的幽灵依旧在中国上空徘徊。

   …………

   红安人民为马列革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多数青壮年在那场革命中死于非命。

   问题是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值得吗?

   今天的红安并没有繁荣富庶文明进步,依旧贫穷落后,是国家有名的贫困县。

   不仅是红安,当年的红色苏区今天基本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可多数红安人并没有反思,依旧为那场革命感到无限光荣自豪。

   当《铁血红安》终于上了央视时,多数红安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我想未来某一天,如果有哪个传销高手来红安宣传暴力革命,依旧会有很多红安人不假思索喝下传销者递上的暴力革命毒酒。那时他们的儿女会再度倒在自相残杀的血泊中。

   丧失反思能力的人群很容易第二次跌倒在同一个历史巨坑里。

   一个丧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一群文学青年去红安七里坪采访红四方面军的光辉业迹。

   我们的第一站是王锡九,当年红四方面军保卫局所在地。

   保卫局就是肃反的指挥机关。

   那时的现场亲历者还有很多仍活在世上,他们向我们讲述的红色往事不是什么红军和国民党英勇作战场面,也不是革命烈士在国民政府的屠刀下坚贞不屈的事迹;而是红色干部自相残杀的恐怖旧事。

   然后我们从王锡九上行到河南新县,走遍了当时的四方面军大本营——七里、紫云苏区,采访了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

   老人向我们讲述的红色往事,几乎千遍一例都是红四方面军血腥肃反的恐怖回忆,从他们口中根本听不到国民党三个字。好象当时红军不是在和国民政府交战,而是在和自己人作战?没一个例外。

   同行的文学青年一路上兴趣盎然,只有一个美女诗人是例外,她一路上表情凝重。

   她后来写了一首诗:《你的屠刀为何砍向自己的同志?》

   中华女子在关键时刻往往表现得更智慧更勇气更有民族责任心。

   所以文革期间出现的民族脊梁几乎都是女子!林昭、张志新、李九莲……

   九大决议把国家主席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时,就一个人拒绝举手,她就是共和国女将军陈少敏。

   男人则出了郭沫若,赋诗《毛主席你就是我的亲爷爷!》

   …………

   当年飞骏全家参加了红色革命。

   老家拉起的第一支红色武装既不叫红军,也不叫赤卫队、游击队,而是叫“战斗团”,大伯爷是第一任团长。

   红军战斗团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家劫舍,武装攻打富人村寨筹粮筹钱。

   那时的中国人民有持枪权,枪枝子弹很容易买到。富裕点的村庄为了防范土匪,都自行组织起持枪民兵保卫村庄的安全,大村庄还建有围墙。

   因为村庄自卫能力很强,红军早期攻打富庶村寨并不那么容易得手,仅涂家湾就攻打了十多天,死了很多人之后才攻破。

   如果那场革命发生在今天,红军打富人就容易百倍了。攻方有枪有刀守方连菜刀都实名制,守方就只有等死的命,暴力革命队伍会快速做大做强。

   大伯爷们抢了财产杀了富人触犯了当时的政府法律,只好躲进山里走上不归路。

   有天大伯爷想家想得厉害,就决定摸黑下山回家看看,没想到被一位邻居看见了,就去区政府报了告。

   区政府派兵连夜包围了我家,把大伯爷抓到了吕王镇。

   红安五区版图当时包括刘华清的故乡——大悟县吕王镇,区政府所在地也在吕王。

   因为杀人抢财证据确凿,杀人抢劫在任何朝代都是死罪。大伯爷也好汉做事好汉当,一口咬定那些杀人放火案件是自己干的,没什么复杂的审讯程序,第三天就把大伯爷押往河滩刑场公开枪决。

   大伯爷死后没几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红军武工队摸下山为大伯爷复仇,把告密的那家人全部杀光老幼一个不留,看以后还有谁吃了豺子胆敢告红军的密。

   那时的口号是“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

   恐怖措施很有效,以后再也没有乡民敢向政府报告红军行踪了。

   因为不分妇孺的灭门案犯了天忌,我家以后也遭了天谴,人丁兴旺的大家庭最后只剩下我爷爷兄弟两人。奶奶每逢过年时都在一张大方桌上摆满碗筷,期望我家象先前那样儿孙满堂。

   我的四曾祖父是红区决策层常委,被自己人肃反掉了,他的同志战友用红缨枪在水塘里活活扎死的,鲜血染红了半个池塘。

   我爷爷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个子太小背不动刀枪,被安排在部队当号兵。

   大伯爷死后,我家成为红军的交通站,王树声、徐海东、郑位三等鼎鼎大名的共和国将军常常出入我家。

   我的红军爷爷和叔爷有次下山去为红军搞子弹,被国民政府发觉,交通站也随之被破获。

   爷爷和叔爷因此被国民政府判了刑,在湖北省第二监狱当了四年政治犯,国共合作抗日后才被释放。

   没想到爷爷因祸得福,因此躲过了张国焘血腥肃反,否则八成让自己人给肃反了,因此给我家留下了一线血脉。

   当时我家所在的红五区,53名红军军政干部全被肃反镇压,没一个活下来。

   红军爷爷说,他们俩兄弟在由地方军阀控制的刑堂受审时被拷打过,但进入国民政府的正式监狱则没有受到《红岩》式的酷刑折磨。那时的省第二监狱政治犯和刑事犯严格分开,政治犯待遇比刑事犯好很多,不会发生刑事犯在囚室殴打政治犯的惨剧。

   …………

   更悲剧的往事还在后面:

   49年马列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始土改,每个村都要按一定的指标划分地主、富农。

   飞骏老家以一条山脉为界,山脉的西边多是富人聚居;东边则是穷人聚居。山脉东边贫穷人家多租种山脉西边的富人土地。

   山脉东边有一个村庄,全村都是佃农身份,各家各户都租种山脉西边一个大村塞的土地,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一个的。

   但上面的政策是必须按比例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富农。没有地主、富农,就从佃农中划出地主、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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