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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对人民的屠杀,被说成是父母打孩子

2009-04-21

   

   今年的4月15日是共党的前老板胡耀邦二十周年的死祭。至于胡耀邦是何许人也,人品与道德如何,又是怎么坐上总老板的,我们作草民的,是无法知道内情和细节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百姓可怜,六十年了,从来是只知道党让知道的鸡毛蒜皮,而更多的是不知道党不让知道旳全貌细节和事实。

   

   现在好了,外国人发明了电脑,又发明了互联网。嚎叫了六十年要领导一切的共党,却领导不了互联纲,一下子就把共党集权专制的能力打退到五千年前。在同是治水的鲧和禹,这父子之间进行选择。就是说,在人民的执行权和言论自由上,究竟采取淹的办法,还是采用导的办法?

   

   天下的人都知道,大禹先生是用疏导的方法治水成功。但是,愚蠢的共党却是毫不含糊地使用了大禹父亲鲧先生失败的淹堵办法。鲧先生是要负责任的,于是被尧先生杀了。这也预示了共党也必将死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可是,在二十多年前,情形是大不同的。电脑普及了全球,可是对于大陆地区是刚刚引进的新玩意。所以对于胡耀邦,人们所能感受到的,那就是他在太上皇邓小平的监控下,多少改变了一点共党野蛮无人性的统治,加进了一点点的人情味,距离政通人和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对于长期被压抑的百们来说,总算是可以喘口气了。

   

   看起来,让老百姓喘口气,肯定是犯了马列毛的大忌,违背了共党一贯的宗旨。于是,共党内部火拼,搞掉了胡耀邦。可怜的中国人因为能喘了口气,便感激起胡耀邦了。他死后,就为他喊冤叫屈抱不平,由此引出了八九年春末夏初的学生的民主运动。在那震憾人心的五十天里,大学生们以请愿、下跪、绝食等等方式方法,无非就是要求与共党高层对话,共商对政治体制的改革。

   

   从来是与人民为敌的共党,崇尚的就是暴力镇压。对于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对话,实事求是地协商问题,不但不会,而且是吓得要命,不知所措,一概回避。北京的市民们,农、工、商界的人士们,加入到学生们的行列中来了,三次民间自发地支持学运的大游行,参加的人数高达六百万。

   

   同时,迅速地波及到全大陆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更是吸引了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的共党,毫不含糊地暴露出它们的土匪、强盗、痞子、流氓的嘴脸,调动了三十多万的家丁、打手、狗腿子们进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民主运动被野蛮地镇压下去了,邓小平“借二十万人头,保二十年江山”的计划得逞了,共党当政和存在的合法性也彻底地丧尽了。

   

   世界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制裁,至今仍然在继续着。至于有多少人死于六四的大屠杀?共党说: 一个没死。共党的喉舌袁木和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张工少将说: 伤了23人。可是后来又说全付武装的家丁、狗腿子们反而被打死了不少。于是,大张旗鼓地把家丁、狗腿子们封成了共和国的英雄。

   

   到了9月的中旬,大屠杀一百天祭。北京市政府里的良知人士们透露,在这一百天里,北京市区各地下污水道里,总共找出150具共党打手、狗腿子们的尸首,不知这些人是否被追封为党国英雄了。还有一个未经证实但许多人深信不疑的消息,那就是6月3日夜,执行大屠杀的两千多党的家丁、狗腿子们,6月4日的清晨被送到西山去吃庆功宴,结果是全部中毒身亡。共党在杀人灭口。

   

   如果确有其事的话,这两千多家丁的死,我们该怎么评价呢?是死于罪有应得,还是死得冤枉?我看,至少是糊里胡涂死于不明不白,做可怜的反面教材。这对于那些出卖人格,甘愿做极权政体恭顺的奴才们来说,应当是个前车之鉴。死于六四大屠杀的英烈们的数字共党是最清楚的。共党不说,道义人士们在做着艰苦的调查。

   

   六四大屠杀发生不久后,有人说死人至少三、四百。同年的年底,数字便上升到七百多了。随着调查的深入,数字也在不断的攀升,由一千多到两千多左右。到了2004年、2005年,英烈的数字就上升到四千左右。大家可以回想一下,1989年,共党给民主运动定的调子那是反革命暴乱,共党调党军进京是平暴。以后共党采取淡化大屠杀的手法,妄图人民最终忘掉大屠杀。

   

   但是六四大屠杀是共党永远也过不去的一个坎。压制住国内的声音却压制不住国际上的声音,共党便把反革命暴乱的说法淡化为了政治动乱,后又淡化为动乱,再又淡化为事件,近两年更是把大屠杀说成是风波。但是共党解释不通的是,一场静如水淡如风的风波,为什么会调动三十万党军,屠杀了四千学生和平民呢?

   

   我们不能不承认,近十几年,共党采取的抛洒残汤剩饭、扔出鱼刺和肉骨头的收买政策。不需要共党说话,马上就跳出一批党徒、党棍、党痞子、党奴们。且不论他们在组织上是在帮或不在帮,他们是一块替党说话。但是奴才就是奴才,奴才的思维和话语,永远是在主子划定的界限之内的。

   

   记得去年4月初,我应邀到台湾参加中国自由文化的年会。 同时,由于我的拙作《血色中国》出版了,所以与其它几部新书的作者们举办了一个小小的新书发布会。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位五十多岁、身材壮大的先生,拿着我的新书,走到我的面前,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怎么可以造这么一个谣,撒这么大一个谎。共党没有杀人,大屠杀是没有的事。”我当时就问他:“你为什么说六四没有大屠杀?根据的是什么?”,他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没有大屠杀,那是侯德建说的。他没有看到死人,当时他就在北京。”

   

   至于这个侯德建是何许人也,他如此旳信任,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对他说:“那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看看我的书,得到一点不同的看法。”,这位先生没有说话,扔下我的书,转身走了。可是他扔下我的书的行为却激怒了我,我对着他的背影说:“为什么惧怕事实?六四大屠杀的元凶应该不是你。”

   

   对于这种人,用共党的话去说,就是没能紧跟形势,没能与时俱进,仍然在唱着共党二十年前“没有死一个人”的老调子。今年,是对六四英烈的二十周年祭。又是在4月中旬,这次是在多伦多唐人街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性同胞拦住了我,一定要发表一下他对六四大屠杀的看法。

   

   首先,我应该承认一点,这位先生是与时俱进了,因为他承认了六四大屠杀是确有其事。接下来便是愚昧的、党味十足的论证大屠杀的必要性。他说:“如果你是邓小平,你又能怎么办呢?你也会下令大屠杀的。”我当即对他说:“对不起,拿邓小平与我相提并论,是对我的污辱。邓小平无人性,而我是有人性的。所以这个如果的假设是根本不成立的。”

   

   看来,这位先生爱说话,他说:“好吧!让我们这样比方:一个家庭有十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其中一个孩子总是把饭桌掀翻,让大家都吃不成。你是做家长的,你该怎么办?”,我笑着看着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这位先生马上替我做了回答:那就是把这个孩子拉过来,在屁股上打几下。这又是共党把自已比作人民的父母的恶心的陈词烂调。我对他说: “恐怕不是打几下屁股,而是打死了他吧!”他说:“那是没办法。中国不小,但是人太多了。人人都要利益,人人都要吃饭。所以你争我斗,打得个乱七八糟。地方又只有那么大,吃饭的人又太多。”

   

   对于这种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使得这场谈话就无法继续了。我说了一句,“那就告诉共产党,以后再也不要出卖国家的领土和领海给外国人了,那么我们的地方就大了。”然后,我就准备转身离开。那位先生追上来对我说:“怎么办?人家要,咱们不给,行吗?人家厉害,咱们打不过。所以我说政治肮脏,最好是远离它一点!”

   

   我希望这位先生的话只代表他自已,更巴望他千万不要把他的这番见解讲给外国人听。否则,中华民族的整体人格就会被污辱到极致。当然,这位先生很可能是共党六十年毒化、奴化、愚化人民的一个杰出的产品,也可能是拿着贫苦纳税人工资的驻外间谍或者是特务。如果是这样的话,共党可就惨了。

   

   政党当政,最大的资源那就是需要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可共党在中国大陆地区,却是处在民间一片打倒、消灭、驱逐和滚出去的怒吼之中。共党现有的民政基础,仅仅就是那些愤青、愤老、暴徒、白痴和糊涂蛋们,而且要花钱去收买或雇用他们。 否则的话,即使是这群民族的败类,人类的渣子们,也不会供共党驱使的。

   

   共党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上了。可就是有人不相信,跟着共党喊强大。殊不知,凡是极权专制主义所推崇的终极目标所追求的价值观,无一不是虚无的、虚假的、虚伪的,更是人为吹起的幻影和泡沫去欺骗大众。但是,幻影和泡沫缺乏的是真实性,根本不反映也不代表实际的状况。吹大了,幻影便消失,泡沫就破灭。每消失一个幻影,每破裂一个泡沫,就会使一部份的民众产生迷惑、产生怀疑,感到上了当,被骗了,被愚弄了。于是就要反思,然后就会觉醒。破灭的次数多了,于是民众的觉醒也就多了。民众上当受骗的次数多了,那就不仅仅是觉醒,而是要象杨佳先生那样要讨个说法了。

   

   讨不来个说法,那就要反感、憎恨,要推翻、要打倒。而共党继续装聋作哑不理不睬,人民就会拿起正义之剑报仇雪恨,给共党一个说法。这不就是官逼民反吗?罪不在民,而在官。两千两百多年的专制主义,改朝换代了多少次,那一次不是官逼民反才改朝换代的呢?!

   

   共党前三十年推崇的终极目标,那是西方马列主义的共产天堂。为此,亿万生命惨死在这虚无的幻影之中。这笔亿万的人命债,不记在共党身上还能记在谁的身上呢?人命关天,妄图把亿万条人命淡化为父母打孩子,就是个天生的白痴也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1989年6月4日,早上八点多钟,我在北医三院停尸房,见到的那十七具被开花弹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尸体,其中一个小男孩的头颅被开花弹炸掉了半个,胸前被炸出一个黑洞。普天之下,有那个父母会这样打孩子?医院大楼的门口,贴着两张信纸,上面写着一百零四个名字,以供他们的家属来寻找。这一百零四人都是枪伤者,正在等待着抢救。

   

   到了上午十点左右,北京航空学院东门口,群众用身体阻住了七辆由北开来的军车。僵持了一段时问以后,一个小军官吹响了哨子,一百多个军人跳下车,排队向北走去了。十几个军人,打开了油箱,点燃了这七部军车,跑步去追他们的队伍。这个场景,是被当时在场几百上千人所目睹。

   

   天晓得,三天以后宣传的口径,就变成了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徒们截堵军车,烧毁军车,甚至还杀了不少军人。于是,军人们才开着坦克来平暴,但却一个人也没打死。那么用父母打孩子的说法就不合适了。应该改成孩子不听话,党妈妈舍不得打,反而被调皮的孩子杀死了不少党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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