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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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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想做香港市长,也要港人同意才行

    2014-11-03

   

   记不清在哪本书里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没本事的人才做官。”在翻阅过的古代笔籍小说中,同样意思的话最早出现在明朝。虽然说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有了“民从四业,士农工商”的话。也就是说,走仕途之路去做官,早就成为了老百姓选择的四大行业之一了。

   既然要走仕途之路,那就先要经历十年寒窗的读书之苦。四书、五经、八坟、九典的刻苦钻研,还要经过乡考、县考、省考和进京赴试的几道考关。都通过了,就会被发放到天涯海角去做七品官、八品官。通不过的则回家继续读书,几年以后再考。考了一辈子不得官的是大多数。

   但无论是考上官的,还是考不上官的人,从人之初开始,正、性、德的教育是饱满的,知与识、学与问、修与行的功底是坚实的。尽管一肚子学问,仍被人们认为他们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废物。不做官,就只能饿死。

   更有一大批的学子在读书明理后,开始寻找自己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的独立。于是放弃了考官,转向了民众的启蒙教育工作,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千年做法。读书不是为了自己,更不是去为世俗权力服务,读书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和为民谋福利。这些人在人格独立上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脱离权力,不去想权力所想,更不去做权力想要他做的事。只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这种被现代人称作是独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在晋朝就已出现,唐朝时已经很普遍了。两千两百多年来,世俗的权力都是为一家一姓服务的,所以这种权力多少都有着罪恶性和肮脏性。懂得了洁身自好的读书人,为了保持自身的神圣和高贵,不少的读书人不愿意投身浑浊的官场,以免沾污了自己的清白和道德底线。

   所以从唐、宋以来,凡是做官的人,在见到一位不去考官的读书人时,通常都是打一躬,然后说:“实在高明得很。”而一个做官的人,除去利欲熏心的狂妄者以外,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当官、为官多少年的,反而说自己是待罪多少年。言外之意,就是他很明白,他所服务的这个政权是一家一姓的政权。天晓得什么事让皇上不高兴了,丢官罢职事小,满门抄斩也没处喊冤。

   武则天要杀哪个大臣,这个大臣在死前,还要上“谢死表”,感谢皇上的圣恩。所以说,做官固然是个身份,但这个身份中的人性、公义、和道德的水准,就不得不大大地打个折扣了。所以每当全民大起义发生后,攻城掠地,大杀官僚。但在史书中,却从来没有为这些被杀的官吏们喊冤鸣不平的文字。

   其实这是很公正的。一个卖身投靠政权的人,无论获利或多或少,一旦政权灭亡,他们去殉身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既可以说是成全他们保持了全始全终,又做成了他们对灭亡政权的“成仁”或“取义”。

   通常的看法是:行善是一个人就能做的事,但作恶却不是一个恶人就能做成的。恶人哪都有,于是就有恶人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恶。原本仅是祸害家庭和邻里的恶,继而到祸害地区,祸国殃民,乃至祸害世界。

   反思共党这六十五年,从毛邓到江胡习,不正是按照这个规律走到今天吗?香港人要真普选,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说:“香港是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必须接受中央管辖。这一点不可能有丝毫动摇。有人想在那儿翻天,想借政制发展使香港脱离中央管辖,那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也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这话听上去大义凛然,其实是缺乏起码的常识。美国、加拿大的州和省、市的普选,都是独立的大选。哪一个选出来的州长、省长、市长,既不打算脱离联邦政府的管辖,更不打算翻天,也没有独立出去自己建国的想法。符合民意的大选,反而使美国人、加拿大人更爱国,更为自己的国家自豪、骄傲。如果习的这番话是共党的原则,那么被共党出卖了的四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领海,又是共党的什么原则呢?

   看起来,习近平在港人要求真普选问题上,除了说几句毫无原则的原则话以外,其实是束手无策。既无办法,又无能力去解决。可习又喜欢揽权,两年内一口气当上了十多个小组长,倒不如把香港行政长官的乌纱帽也戴在自己的头上。可必须要考虑的是,香港毕竟不是大陆。在戴上这顶纱帽前,也要问问香港人民是否同意。如果屈尊去做市长,香港人都不同意的话,共党的面子也就丢到家了。

   记得十多年前,伊拉克的萨达姆在国内搞了一次全民投票,结果是萨达姆当伊拉克总统获得了民众百分之百的投票赞成。无独有偶,在号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朝鲜,金三胖子也搞了一次一模一样的全民公投。结果金三胖子也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全票拥护。共党搞极权统治,比这两个搞个人独裁统治的手法更毒更恶,但共党绝对没有胆量在大陆搞这样的全民公投。

   原因很简单,所谓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共党认错,证明了前三十年共党的主义破产,共党永远正确的说法破产。再加上共党当政毫无民意的基础,这就无形中等于开放了国民的话语权。前三十年人们不敢想的事可以想了,不敢说的话可以说了。由偷偷地想,小声地说,到逐渐大声说,公开说了。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初,共党的动作更快,由前三十年的争特权,占小便宜,多吃多占,迅猛发展到了官倒、贪污,把赃款转到国外。

   本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两个数字:1978年喊出的改革开放,到1989年的十年间,共引进外资两千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流向海外的资金是两千两百亿美元,而且都是私人储蓄。而国民们被逼要勒紧裤腰带买了六千亿的国库券,可是这六千亿却在中国银行总行的账目上没有记录。国民不高兴了,要求反官倒,反贪污、要民主。可得到的是坦克、冲锋枪的大屠杀。四十年里,被共党公开地和暗地里杀死的人和整死的人还少吗?

   那场屠杀并没有起到震慑真正的中国人的作用,反而使中国人公开与共党决裂,更多的人从那以后走向了反共之路。这二十五年来,民间的抗暴维权活动,从每年零星几起发展到现在的平均每几分钟就发生一起。冤民数量由两、三万人,增加到现在的上亿冤民大军。

   1989年没有听到的“打倒共党”、“铲除共匪”的声音,现在已是响遍了全国。当初自以为是神的毛泽东,都没有这个胆量去搞一场全民公投,去检验一下他的支持度。现时的共党,明知所以然,所以就更没这个胆量去自讨没趣了。

   习近平要依法治国,面对着上亿的冤民们,为什么不先依法为他们伸冤昭雪?当一国民众平均十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冤沉海底的人时,这个国家反倒强大、辉煌了?既如此,又何必再去提什么依法、违法呢?更何况毛泽东曾骄傲地自称是“无法无天”。

   1927年的湖南暴动,就曾被当时的舆论称为痞子运动。而毛写的文章是为痞子运动叫好。1966年红卫兵暴徒无恶不作,十几岁的青少年打死人后扬长而去,毛不但大赞好得很,而且当上了暴徒们的红司令,打算指望着这群暴徒去登上世界太阳的宝座。

   共党所能搜罗到的就是这些地痞、流氓、无赖、盗匪和暴徒们。由他们组成了共党的干部队伍,去统治人民。正是这群干部,多次被宣传成是党的宝贵财富。实事求是地说,共党的这群宝贵财富们,正是必须依法严惩的对象。现在的形势很清楚地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究竟是这群地痞、匪类、暴徒治民,还是人民把这群地痞、匪类、暴徒绳之以法?

   古人说:“正邪不两立。”为什么中华民国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运动都得到世界的支持和赞扬,其实就是正气所在。共党承认自己是魔,唱了十年的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句台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正不敌邪的意思。可古圣先贤的说法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正义。一出戏唱了十年,一天不知听多少遍。共党以为人民麻木了,正邪不分,好坏不明了。这正是共党愚蠢之处。

   一个由败类、人渣子组成的团伙,竟然要给全体国民洗脑,还要以它们卑鄙肮脏思想去统一全体国民的思想。这虽说是痴人妄想,但也收到了甚微的成效。一群愤青、愤老、帮闲、篾片们应运而生。估计也正是由于这群东西的起哄,使垂危的共党增添了点底气。有了底气,就要折腾。

   以中国大陆目前的金融、社会全面大崩溃的局面,加上阴霾天气的因素,以及人权、自由打压、钳制空前严厉的现状,却非要把个APEC会议搬到北京去开。劳民伤财不说,即便会议内容再好,也无法在一个极权统治下的国家去实行。共党无非是要借此机会给自己长脸,但同时也为共党招致来更大的民怨和民愤。

   为了开个会,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居民们要呆在家里不要上街;汽车也要分单号、双号行驶;中、小商业关门;非北京居民一律轰走;几十万军警上街巡察。这个场景既像是大难当头,又像是战争状况。宁可不开这个会,也不可以鸡飞狗跳地如此扰民。

   刚发出要依法治国的口号才一个星期,但共党并没有解释这一连串的扰民做法,依的是什么法?显然是无法可依。但确实是就这么做了,这么做的主意当然是出自于共党。其实就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国人和世界:党比法大。共党根据自己的需要,说句话就是法。也就是说,共党是依自己的需要治国。

   至于全市职工十天不上班,是否有工资?共党没说。如果十天没有工资的话,职工和他们的家人吃什么,共党也没说。但根据11月3日的新闻报道说,上海市的冤民如果能从11月的1号到11月的11号期间,不去北京告状的话,每人每天可获两百元。不知道又是依的什么法?

   一份调查报告说,每年中国人死于污染空气的人数为39万,自杀的28.7万,工伤事故死亡是13万,非正常死亡人数每年超过320万;肝炎和艾滋病死亡人数39万,五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亡100万。同时,每年有近30万肉眼可见的残疾儿童出生,后天残疾儿童每年平均有80万至120万,占出生人口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更有每年失踪儿童20万,但能找回来的仅仅是0.1%。

   这些都是依法可以避免发生,并依法可以减少发生的事情,却在共党那里无法可依。有法不遵,或无法可依,更多的是共党拍拍脑袋就是法。如此的依法治国,不如说是昏蛋治国。如果说昏蛋能治国的话,那倒是古今中外从没听说过的事。

(2014/11/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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