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党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苏明张健评论

人类的思想、意志和精神，永远不会停止探索，永远都将是一步一步地走在追求完美境界的路途中。谎言就是谎言，真理旗帜就是由谎言编织成的。谎言被揭穿，这面真理的旗子就落到了尘埃中。法西斯主义就完蛋了，共产主义也完蛋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堕落成了恐怖主义的团伙。人民被骗一时，但绝不会被骗永远。受骗上当时会帮着唱赞歌。但是赞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辩论个是非对错。

想让人民忘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忘记冤死的生命，不考虑被抢走的财产，则是任何集权暴虐的政权都绝对做不到的事情。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的人民，至少在私下里还有思想的自由，反思的自由。暴政封杀了人民的话语权，但却永远无法去控制和封杀人的思想，和人们对事物的是非对错的判断。

人民是永远不会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去思考和行事的，那是因为人民永远不会相信政府。即便有了人权至上精神的宪法，有了三权分立的权力的制衡，有了媒体、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人民还是不放心。于是，民间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行会社团，去参与和监督政府日常运作的一举一动，把政府的权力只限制在为民造福，为国服务之中。这样的政治制度应该让人民满意了吧？其实不然。

前面提到了，这也仅仅是个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还有没有好的、或比较好的政治制度呢？肯定有！只是我们人类社会走到了今天，还只能发现了民主这个最不坏的制度。我们仍在追求、探索和发展中。所以我们会发明比最不坏的要好一些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一切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人来讲，都还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那个叫做共党的兽性团伙，不但野蛮地霸占着公权力，而且还一再地恬不知耻地宣称，绝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同时，还否认和诋毁普世价值。那么，什么是共党的价值观呢？是兽性的物欲。为了一己之私欲，可以丧尽天良，干出最野蛮、最下流、最不齿于人的任何事情。

中国人的大不幸，就是不幸在被这样的一个团伙统治了六十年。人民的言论权被共党扼杀了，并不等于共党可以扼杀掉人们的思想。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人民自发地以悼念周恩来为借口，矛头直接针对毛泽东的群众运动。一场十年的文革，毛泽东从人变成了神。可这个神搅合得国破家亡，一片惨败之象。爹娘的颂歌唱到此，人民就要讨个是非对错的说法了。

这场翻天覆地的文革，究竟为的是什么？图的又是什么？民众百姓得到的又是什么？这就是反思，发起于民间的反思。而且这种静悄悄展开的反思波及的面非常之广，程度也越来越深。从对文革的反思，到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进而反思到1949年之前的民国时期。自然而然地，就对国民党和共党进行了比较，对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比较。对中华民国和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比较。对台湾和大陆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党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于是，使得许许多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原来共党的革命，其实就是以革命的名义，颠覆了民主，复辟了极权专制的制度。

民间的反思，终于形成了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的特点是：第一，这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共党绝对控制或扼杀不了的；第二，就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的程度。其实其思想解放的程度，远远地比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程度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广大民众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的深刻程度，不是没有表现出来，而是由于共党的钳制，所以根本不能公开表达出来。

1986年的学生运动，共党的动作很快，迅速地平息下去了。但仅仅三年不到的1989年，北京学生又发动了另一场更大的民主运动。运动一开始，学生提出的口号是“反贪污、反官倒”的民生问题，迅速地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继而运动升级到了要民主、要自由的民权的高度上，也迅速得到了全大陆地区绝大多数民间百姓的认同和支持。这就说明，人民觉醒的程度，已经不是看到共党贪污和官倒的表象而心怀痛恨，而是已经认识到改革专制制度，才能国泰民安的深层次。是人民在经历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的专制暴政以后，对专制政体由衷地感到绝望、甚至憎恨。

但是人民又是善良的，对共党的改革开放充满了希望。但是仅十年，人民的希望破灭了，共党兽性的嘴脸彻底暴露了，才迫使得人民又一次从希望走向了绝望。绝望了的人民反抗专制暴政，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共党以野蛮的大屠杀镇压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民主运动，固然苟延了这个兽性政权。然而仍然是共党永远办不到的事情，就是这场大屠杀的性质，只会唤起更加广泛和更深层的民间反思，更加促进了人民思想解放运动。兽性极权体制内，也悄悄地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

例如搞党史研究的人，就不得不承认中国没有共产党。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只有苏俄的远东支部，后来又改称中国支部。这个支部拿着苏俄的钱，受苏俄的指挥，秉承苏俄的宗旨，在中国搞叛乱，搞分裂，搞国中之国，所行的是保卫工人阶级的祖国苏维埃，武装保卫苏维埃的勾当。

1935年溃逃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上确立的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所谓的北上抗日，两万五千里长征，根本上就是子虚乌有。实际上是往中蒙边界逃窜，指望斯大林出兵，保护它们逃往苏俄。后因发现刘志丹在陕北落草，才改道去的延安。更令搞党史的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是，在1941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以后，延安苏维埃政权竟然派人与在南京的日本侵华最高司令部联系，领取日军的二十万元津贴，出卖国军抗战的军事情报。共党从此以后，从武装叛乱变成了武装叛国的汉奸团伙。

历史上，国民党从来也没有与共党有过什么两次国共合作的事情。孙中山先生提出过联俄容共的策略，为的是消灭满清复辟势力和军阀割据，容许共党成员加入国民党，而没有合作。第二次是1936年底和1937年初，共党向国民政府输诚，并提出了四项保证。输诚就是投诚，是弃暗投明。所以国民政府用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两个番号，收编了共党残余，为的是抗战。

研究共党军队历史的人，也是羞愧得无以复加。所谓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原来都是民国政府军的番号，根本不是共党自创的军队。至于邓小平的红七军，更是李宗仁的地方杂牌军的番号。共党军队的历史，无一不追述到湖南痞子运动和井冈山山寨的土匪和强盗们。新四军更是对日寇没放一枪，最后被国军剿灭。

在北伐战争中，对军阀吴佩孚关键的町泗桥战役中，根本就没有共党说的独立团、叶挺等等。八年全面抗战的四万多场战役和战斗中，共党仅打了一场平型关伏击战和一场全面抢占敌后的所谓百团大战，打死打伤日军一、两百人。

在共党发动的复辟专制的内战中，许多历史资料证明，共党在攻城掠地中，常用的战术就是让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夹在两军之间，替共军打头阵。更有甚者，让女人们裸体夹在两军之间，替共军打冲锋。

共党建政后的六十年，无论是对汉族、回族、蒙族、彝族、藏族、维吾尔族的大屠杀的执行者，都是这支叫做解放军的军队。几年前，认识一位解放军退休的大校。这位大校说：“真不知道这支军队还要解放谁？其实真正需要解放的，就是这支军队自己。”

胡耀邦、赵紫阳之流，也是体制内的反思者，力图解放思想者。但是他们反思的程度和思想解放的层次，远不如民间的草民们。所谓的改革开放，民间的读书人和史学家们早就知道，这是共党套用一百多年前的满清的改良和洋务运动。

从实际效果上看，共党的这一套，远不如慈禧的那一套。洋务运动至少引进了当时的现代工业，填补了当时中国工业的空白；共党的改革开放，却是把已经有了的民族工业、自主工业毁掉了，改成了由外国消费者控制的出口贸易加工型工业。慈禧的那一套，增加了财政储备；共党的这一套，积下了足以使国家破产的巨额债务。慈禧的那一套，可以使粮食自给自足；共党的这一套，是每年不大量从国际上买粮食，中国人就随时面临着大饥荒。慈禧还同意了君主立宪的宪政改良，并且给出了改良的时间表，把四个不准改成减少到了三个；共党却依然恬不知耻地高叫四个坚持，坚决霸占公权力。慈禧搞了个经济开发区，上海成为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共党搞了个深圳特区，成为了共党狗官和太子党们腐败、腐烂和大肆贪污的天堂。

前清的遗老遗少们看到复辟无望，于是纷纷回家去做中华民国的公民了；共党的大大小小的贪官赃官们，却是早早地就把脏钱和家小偷运到国外，自己也准备随时外逃，早就打算不做中国人了。

满清王朝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签订了一系列出让主权的租界地的不平等条约。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还可以以战胜国的身份撕毁这些条约，收回各国占领的租界地，保持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共党当政六十年，却是大肆地整百万、几十万平方公里地卖绝了国家领土和领海。

许多中国人对周边的国家和种族有偏见，有看法。例如：痛恨日本人；东北人尤其恨俄国人；不少人不喜欢印度人、越南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也有人看不起缅甸、不丹这样的小国寡民。共党正是把国土卖给了这些国家。从两万多平方公里，到九万多平方公里，到十几万，甚至到了一百万平方公里地卖。强大的嘶叫声震耳欲聋，我也巴不得是真的。但是，出卖国土，丧权辱国，无论如何，与强大是丝毫不沾边的。

记得在二战开始不久，拥有六十万陆军的法国，在与入侵的德国交战不过两、三个小时，便全线投降了。在被德军占领的几年间，法国竟然出现了一个文艺繁荣的时期。似乎中国人也在学法兰西民族：国土被频频出卖，军队一声不响地往后撤，人民在欢呼强大、繁荣和昌盛。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华民族竟然和法兰西民族结成了一对阿Q式的难兄难弟。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