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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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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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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当政暴富,国民贫穷

2009-05-24

   

   1989年3月在拉萨屠杀藏人的元凶胡锦涛,被1989年6月4号北京屠城的元凶邓小平看中了,指定为隔代的党老板。转眼五年了,胡锦涛如愿以偿,坐上了共党团伙的第一把交椅。当初人们盼望的所谓胡温新政不但没有出现,反而现在变得更黑暗,更腐烂。邓小平当初就说过,“改也是亡,不改也是亡,不改亡得更快。”显然他很清楚,共党罪孽深重,被人民推翻是早晚的事情。改革只是或许能够苟延几年政权而已。

   

   江泽民当政的中后期,也曾经忧心忡忡地说,这个政权还能不能再挺上个三、五年?轮到了胡锦涛了,居然还又挺了五年。可是这五年里,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胡锦涛也是个不学无术之辈。共党沉船在即,他倒不是说指挥若定,而是浑然不觉,仍然是一招接一招的出招。但是哪一招都没能使共党这条破船停止下沉。

   

   即便如此,胡锦涛仍然是大言不惭,反复地说绝不改旗移帜,要坚持社会主义特色。可究竟这个特色是什么,至今没有个说明和解释。共党自己不说的话,那就由我们这些草民们来替他们说。

   

   从共党前三十年到这后三十年,这共党所说的第一个特色,那就是共党政权是毫无人性,野蛮、卑鄙、下流至极。历届的党老板无一不是杀人害民的元凶。第二个特色,那就是党徒、党棍们权力太大,为了追求一己之兽性贪欲,无一不是穷凶极恶的杀人抢劫。于是就出现了这第三个特色,那就是共党这个特权团伙们是太富有了,富有到了150万个家庭就拥有了全民财富总量的70%以上。那么第四个特色不言而喻,就是国民百姓们太穷了,使基尼系数达到了0.49,远远超出了国际的警戒线。我想这四个特色就是共党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我们分析清楚了特色是什么以后,这句话里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共党把这些特色,说成是中国特色。言外之意,似乎是共党在按照历朝历代老祖宗的祖制和老规矩在办事。这是欺骗,是强加给中国的特色。中华古国是务农治理之邦,中华文化是理乐文化。人民过的是乐天安命的日子。

   

   无论是从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到近代的文字,总共是三千四百年的文字史,从来没有见过有对中国特色的记载和论述。历朝历代的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生活在特色之中。这样我们就清楚了,特色是共党发明并且强加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党的集权专制去制造借口;为匪类们横行霸道去铺平道路。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谁想实行都可以,不分国家,更没有特色。共党从来在原则问题上,用什么东、西方,用什么特色来搅浑水。让我们举个例子说,共党口口声声说不照搬西方的民主。民主就是民主,根本不分东南西北。共党不敢否定民主,于是就祭起了特色这个旗号,说中国人也有民主,但是都被共党给集中走了。

   

   社会主义思潮那是起源于基督教的爱人的思想。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的现象,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切贫穷现象的本质和责任都不在穷人本身,而是在社会。社会造成了不公和贫穷,社会就要去解决它。这就是社会主义。同样不分东、西方,也没有特色。作为一国的公民,就要享受到生老病死和免费教育的国家福利。

   

   奇怪的事情是,凡是号称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它们的公民们却是拼着死命,也要偷渡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能不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共党匪类们的脸上。同时也说明了共党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变成了共党用来骗人的说辞:一会儿是什么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然后又是什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了,争得就是要进入共产主义。

   

   可共党匪类们嘴里的共产主义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用他们的话说,那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于是人人都可以按需分配了。共党自己是兽性的物欲主义者,所以共党是狗眼看人低,把国民大众、把所有的人也都当成了他们的同类。以为人们得到了物欲的满足便天下太平了,人类的进步也就算走到尽头了。

   

   其实这不仅仅是欺骗,更是谬误。只要地球一天不毁灭,人就存在着一天,人的自由人性、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就会一天也不停止地探索和追求更高的心灵和精神的境界,和更完美一些的社会形态和制度。这些都是共党匪类们根本无法理解的。

   

   关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说由谁来分配,是由民有、民居、民享的民主政府来分配,还是由共党匪类们来分配。这后三十年的所谓巨大成就之下,我们没有见到共党政权分利于民,让利于民,反而随处可见的是共党匪类们的公开杀人、抢劫、贪腐:使八千多万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使三四千万的冤民们告状无门,使三百七十万户的房子被扒了,使六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使两亿三千万人无业、失业;使国债高达三十万亿以上,但其中的一半是被共党匪类们贪污,并且卷逃去了国外。

   

   每一个人的品性与操守,是由这个人的所作所为而书写下来的。共党也同样。以共党六十年的所作所为,可想而知,一旦由共党掌管按需分配的话,人民也就是分配到了一个动物的生存权而已。所谓的共产主义天堂的享受者,就是共党的匪类们,人民是仍然一无所有。在一本叫做《通往奴役之路》的书里面,作者哈耶克先生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集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集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是建起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集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社会道德于之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的人,才在一个趋向集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先生在这里提到的是那些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政治家,而共党与民主是从不沾边的。共党仅仅是农民造反、成功建政的极权主义团伙。所以在这个团伙的内部,最坏者当政就是必然的。

   

   坏人如鱼得水,而好人就进退两难了。例如,一次次的大屠杀、大镇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是死人无算。大饥荒、大贪腐、大谎言、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等等,每一件事的发生,都使民众加深认清了共党的匪性,也加快共党破船的下沉,同时也给共党一个面临选择的机会:或者是老老实实地认罪伏法,下台接受人民的选择;或者那就是强词夺理变本加厉,制造一起更大恶行,去掩盖上一次的恶行。利用党军、党警镇压一切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政权的人们。

   

   共党从不认错,所以就只好走这第二条路:那就是最恶、最坏的人才能得心应手肆无忌惮地撒谎杀人才能办到。其他那些个三心二意者们只能是旁观,或者是充当附庸,或者是帮凶。这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而且是一代接一代,由最坏者坐第一把交椅。这就是共党这种团伙的特点。正是由于共党内部的这个特点,所以共党才给中国强加上了“特色”两个字。

   

   至于共党团伙里究竟有没有好人?我们说应该有。有人没有认清共党的本质,便加入了共党。加入了以后就被坏人、恶人和元凶们绑架了。元凶杀人,恶人卖国殃民。坏人坏事做绝,好人就不自觉地去维护党的形象和统一。要维护党的继续的一党专政,那就必须维持政治高压以对付人民;还要必须替元凶、坏人、恶人们背书;同时还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努力使人们忘掉共党的罪恶。这就是帮助元凶、恶人、坏人们继续当政,与匪类们就同流合污了。到头来,这些好人们也就说不上好人了。再者长期深陷在匪巢之中,却非要说自己是好人,又会有谁相信呢?

   

   每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乌克兰的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日,举行全国性的悼念活动。总理季莫申科签署命令,决定建立纪念大饥荒遇难者的国家博物馆。总统尤先科与政府的官员在基辅郊外的贝科夫尼扬森林墓地,向纪念碑献花环。

   

   这片森林里是曾经埋葬着被前苏联秘密警察处决的一万五千多名政治犯。尤先科总统下令拆除了乌克兰境内全部的共产主义政权象征性的纪念物,因为那是屠杀的象征。他说,“保留它们,就是对这片土地下亡灵的亵渎。那些否认大饥荒和政治迫害,为斯大林统治辩护的人,是故意站在了人类历史最黑暗力量的一方,注定是会被淘汰的。”他还呼吁乌克兰人民能有更多的反思,才能认清共党统治时期的历史。

   

   尤先科总统也提到了反思。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民间反思运动,早在文化革命的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继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民间的反思运动又进入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更高阶段,于是才出现了1979年北京西单的民主墙运动和贵州的读书会。

   

   在共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政治现代化和自由与民主的要求。很明显,共党前三十年杀人亿万,没有惩办凶手,没有给人民一个说法。立即又提出了四化,又是改革开放,许愿给人民带来好生活。共党可以随心所欲地耍弄国民,但是国民们根本就不相信。

   

   由一个杀人犯的团伙当政,会把国民经济搞好,古今中外无此先例。国人民众们对了:人们刚刚释放出的一点点的创造力,即所得的财富就被共党团伙给贪污官倒掉了,于是才发生了1986年的民运和1989年的民运。1989年共党制造了拉萨和北京的两个大屠杀,两个元凶继毛泽东之后诞生了。这后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平心而论,中国人没少死,但是与强大或者是繁荣都挨不上边。中国大陆地区至今仍然是一个贫穷而又落后的地区。

   

   前不久,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大陆地区在漯河举办的第七届食品博览会的高层论坛上,质量检查总局的一位叫张刚的工程师做了2008年毒奶粉一事的讲演。他把损失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毒害了两千多万婴幼儿,要送院医治。致于说有三万多确诊为中毒,死了六个人,这两个数字肯定是有意替共党背书,在掩盖事实。

   

   第二,对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影响不可估量。有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叫停进口中国大陆地区的乳制品。内销和出口双双受影响,损失至少在千亿元以上。

   

   第三,中国制造毁誉全球,使许多其他中国造的商品不仅出口受阻,甚至内销也卖不出去。面对经济的大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张刚先生评论的这三点都对,但是由于他是共党体制内的人,所以在报出的数字上深受共党影响,永远不会说实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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