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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到汶川--历史仍在重演(终)

大陆非政府组织联合赈灾机构关闭
   【大纪元6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导)在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一度默认的非政府组织民间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和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在运作17天后,于上个星期六关闭。虽然两个救灾机构都表示,停止救灾活动,并没有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但是他们星期一对本台证实,公安曾对他们进行问话。
   据大陆天网上个星期六报导,由100余家非政府组织协作的“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已经宣布自5月31日停止赈灾活动;同时,“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也在5月30日发布公告,停止民间组织联合运作模式,目前,官方还没有对民间组织行动是否被限制做出正面回应。 根据联合办公室志愿者透露,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成立于5月13日,10天后,攀枝花警方于5月24日突击“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现场,刑警以接到“非法募捐”的举报为由,对现场进行调查,并于25号晚,将联合办公室总指挥张国远带回攀枝花询问,稍后,张国远兼任的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职务,也被官方派人取代。
   对于NGO联合救灾办公室,被指“非法募捐”,张国远星期一对本台表示:“他们(公安)来进行调查,我觉得应该不是非法募捐,应该是一个委托,基于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被迫辞去了我原来机构(任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职务,现在我已经离开攀枝花了,在大陆民间组织的任何重大活动都要向政府通报,这次我们机构参与救灾了,没有向政府通报,然后就出了这个事”。
   汶川大地震当晚,大陆西南部份NGO负责人召开网络会议,决定第2天在“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成立联合办公室。联合办公室成立后,10天内共有100余家NGO参与联合办公室赈灾协作。

   由于,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无法向政府注册,因此,由100余家NGO集体协作的“ 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被迫中断,联合办公室在上个星期六对外发布联合赈灾活动结束的公告。
   对于联合办公室关闭,根与芽成都办公室负责人罗丹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随着救援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现在救援物资这一块不需要这么多人来做了,由政府来做”。但是张国远表示,他们将会向政府正式注册一个“NGO备灾中心”,主要从事灾后重建,延续赈灾活动,不过,罗丹表示,这只是一个愿望:“那是大家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吧”。
   记者:你们认为注册会成功吗?
   罗丹:不清楚。
   在大陆成立任何民间机构都必须获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已经向政府注册,属于合法机构,张国远对于所担任该协会的秘书长职务被解除,表示遗憾。
   大陆媒体在地震发生初期,曾用了大量的篇幅报导NGO进行赈灾活动,但最终还是不允许在中国注册。对此,张国远对本台表示:“我觉得主要是对中国NGO的地位,立法这一块,真是太落后了,对我们NGO的地位认可,立法等,特别差,需要政府改进”。
   大陆人权组织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在了解到其它NGO实体行动受限制后表示,天网义工们至今已经深入灾区9次,活动中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干扰,但是他希中国政府能够继续开放人道援助的活动空间。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报导。
   
   
   
   
   比较唐山和四川地震及救援
   
   作者:曹长青
   
   【5月16日讯】四川汶川5. 12大地震,几万人死亡,震动中外。中国在七十年代曾发生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32年间这两场大地震,有很多相同性,通过比较,人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进步和落后。
   
   首先,两次地震都是7.8级,相当于400个投到广岛的原子弹破坏力,属于强级地震。但对这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都没有事先做出警报,完全在状况外。虽说地震是天灾,准确预报很不易,但在发生过邢台、唐山等大地震,中国又处于地震带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更应致力地震研究和预测。但对这两次大地震,“吃地震饭”的中国专家和官员显然全都“失职”。
   
   第二,震前都发生自然界反常现象,但都没被重视。在第一时间到唐山地震现场采访的《解放军报》记者钱钢在其所著《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描述,在地震前夕,自然界出现很多“异常现象”:唐山附近的沿海渔场,鱼儿像是疯了,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大白天,蝙蝠满院子飞;蜻蜓像蝗虫般以百米的宽度结队飞行;棉花地老鼠成片仓皇奔窜;黄鼠狼结队向村内大转移……
   
   在这次四川大地震前夕,也有类似现象:震前两天,绵竹市出现数十万蟾蜍爬上马路大迁徙(绵竹离震中汶川只有几十公里)。不仅四川,江苏的江都、泰州、常熟等地,都出现过数万蟾蜍群移的反常现象。
   
   唐山地震前,当地有大池塘的存水突然消失。四川地震前,湖北观音塘的八万立方米蓄水在五小时内沉入地下。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后来也说,唐山“地震前已出现异常现象也是事实”。但既然已有“前唐之鉴”,中国地震局的官僚们却对四川的“异常”习以为常,根本没予重视。
   
   第三,震前都有报警,但都被忽视。唐山人张庆洲经过长期调查,于2000年写出20万字《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专著(后改名《唐山警世录》,目前仍被中宣部列为禁书,因担心民众知道内情)。该书引用中国地震局资料证实,在唐山地震前22天之内,地震专家汪成民等做出过多达9次(!)的预警报告,但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批邓反孔运动(当年初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打倒),“国家地震局没人敢向中央汇报震情预报”;所有预警报告都被压住没上报(唐山地震六周后毛去世)。甚至在震前14天,唐山当地的地震科研小组成员田金武还当着来自全国参加地震考察会议的百名官员和专家“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但这一切都是“说了白说”,那是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
   
   而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龙县,当年虽震倒18万间房屋,但全县47万人无一死亡,就因当地县领导得到汪成民等地震专家的警示,做出了防震准备。
   
   2005年底,在距唐山大地震近3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公开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但这轻描淡写的九个字背后,是24万人死亡,70万人受伤,7千个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绝户,7千多个丈夫失去妻子、8千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
   
   这次四川大地震,之前也有警讯。在震前9天,四川民间就有将发生地震的传言,民众打电话给当地防震局要求采取措施,可能是由于很多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令人想起唐山大地震。但四川的地震部门不去深入研究和采证,却马上指这是“谣言”,并要追查谣源,还在四川省政府网上发布“避谣”公告。但在地震真的发生之后,省政府的网上“避谣”公告却马上被删除了。
   
   另一个反常现象是,汶川大地震发生12分钟之后,英国路透社就引用美国地震报告说,四川发生了7.9级地震。而中国新华社在地震发生28分钟、即近半小时后才公布说,四川发生了7.6级地震(后来修订为7.8级)。如果说对地震不能事先预报,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第一时间隐而不报,比美国还晚报16分钟?而且连地震级别都“弄不清楚”、一再改动?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也像唐山大地震一样有政治因素?这无法不令人质疑。唐山地震的漏报,是在事件发生十年后、钱钢的采访录《唐山大地震》问世(1986年)才有所披露;直到事件发生29年后、张庆洲的调查性专著《唐山警示录》问世(2005年)才揭出真相。而今天的四川大地震,不知还要等多少年,世人才能知道真正的内幕。
   
   第四,两次大地震后的政府救援都是低效、无能。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感叹说,早在公元132年,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人类第一台地震仪,能测出地震方向。可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中国的地震官员们却无法知道“震中”在哪里,只得用最原始方式,派人出去寻找。最后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几个幸存者正开车向北京报警,再加上北京电信局说,往唐山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才确定“震中”是唐山。这时距唐山地震已有二个半小时之久。也就是说,至少在唐山地震后的150分钟之内,这个灾难城市,没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和信息。
   
   确定唐山是震中后,北京高层马上派军队去唐山救援。可是赶去的部队完全没有地震救灾经验,没有带起重机、电焊、切割机等必要的大型救援设备。直到地震发生十天(!)之后,才调进去吊车等。在地震后长达200多个小时之内,无数被夹在石板或重物之下的幸存者,都眼睁睁地死了。钱钢在采访时发现,一个营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因很多时候都是用手扒废墟救人。当时的悲哀、紧急气氛可想而知,但当官的没有专业知识导致的决策错误,多少双手致残,也扒不回来那些生命了!
   
   而这次四川地震,中国政府派去的救援军队,从媒体画面可以看到,仍是缺乏大型机器,大部份救灾人员仍是徒手救人,和当年一样完全没有地震救灾经验。中国有过邢台、唐山等多次大地震,救灾部队需要带吊车、电锯、电焊切割机等大型机械,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识,但北京当局显然没有认真做救援操练和准备。温家宝指挥的“救灾”,仍和当年四人帮一个水平!
   
   但和当年不同的是,据钱钢书中的描述,在唐山地震的第一时间,北京高层就要求负责国防的副总理陈锡联报出“一连串野战军的番号和驻地”,调动了10万军队去救灾。什么“摩托化军”、装甲师、尖刀连等都用上了,十万野战军从四面八方“火速”向唐山进军,俨然像打一场大战。
   
   而这次四川大地震,最初只派出五千军队。而当时已经清楚地知道是7.8级的强震、死亡人数上万,还有几万人下落不明,才派五千人去救援!中共中央难道是猪脑袋在指挥?!后来军方决定增兵二万,计划增至五万。但即使五万,也比唐山的10万救援部队少了一半。唐山是一个城市,而这次四川地震则波及很多分散的山区乡镇,更显救援人数不足。
   
   当年虽是四人帮时代,但在主持地震救灾的中共高层中,有曾在唐山做过市委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吴德。当他得知当年英国人盖的那座墙有一米厚、最坚固的大楼也塌了,就知道“唐山不存在了”,更刺激了救援决心和急迫感。当时设在北京的救灾总部,据钱钢的书,有总参、空军、铁道部、卫生部、商业部、煤炭部、国家物资总局等负责人参加,几乎是全国动员。
   
   而这次中国总理温家宝不在北京这个电讯中心进行统筹指挥,却带着媒体的记者们,乘好几个小时的飞机跑到四川,拿着麦克风讲话“做秀”,然后通过政府控制的媒体,制造“国家领导人”关心灾民的神话。简直比四人帮时的吴德要“无德”多了。每当中国遇到灾难,借机张扬政府和领导人永远比救命救人更重要;这是中共历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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