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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舟:基于“民意分类”视角观察“习氏反腐”等现象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当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有必要通过新闻,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如同太阳对空气中的细菌一样重要,也像路灯对防止小偷一样重要。”
    ————美国民主之父托马斯•杰斐逊

   
    1、引言
    2、关于“民意”概念:理论阙失与观点参照
    3、“民意分类”的依据与内涵
    3.1 “知情权”视角:“民意分类”视角的一体化因素
    3.1.1 关于“知情权”
    3.1.2 基于“知情权”视角分析“习氏反腐”
    3.2 “民意分类”的内涵
    3.2.1 公民民意(Will of citizens)
    3.2.2 潜在公民民意(Will of potential citizens)
    3.2.3 臣民民意(Will of lieges)
    3.2.4 本能民意(Natural popular will)
    3.2.5 混合民意(Farraginous popular will)
    结语
   
    1、引言
   
    习近平主导的习氏反腐进行至今,体制内拥者甚众自不必说,便是在民主自由阵营,亦有一干人等大致持肯定态度,其肯定反腐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习氏反腐所获的广泛的“民意”支持,且列诸事实,着墨细腻,大致为田夫野老、蚕妇村氓多有认同,街头聚议、席间闲聊多持赞誉之类。当然,笔者承认这是一般事实:大陆民间对习氏反腐多倾向于认同、支持。
   
    然而,有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性逻辑:对某件事情理性支持的前提,是对某件事情足够了解。如不然,此种支持有多大意义?纳粹反犹宣传铺天盖地,愚民方式层出不穷,换来德国多数民众若狂若癫地支持驱杀犹太人,此种民意支持难道可取?而在中共极权欺世说教、愚民宣传中产生的种种民意,与反犹民意之实质有何区别?民智不开,民意何足为据?倘以专制极权欺愚下产生的种种非理性民意、非客观民意为论据,则不啻问道于盲,缘木求鱼。
   
    中共上下出于一己之欲,历来极尽强奸民意之能事,孜孜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扭曲民意、践踏民意之诡谈与时俱进,常有创新。2014年11月中旬,习近平与奥巴马会晤时宣称:“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其关于“民意”之说不仅肆意罔顾事实,且明显自相矛盾,歪曲民意内涵无以复加,强奸民意之论再创新篇,厚颜扯谎、信口开河之技愈发炉火纯青了。
   
    是以,对“民意”概念,绝不可笼统观之,信手取之,须细化而观,分类而论,不然,在理论芳苑中探幽索隐之际,因基本概念不清,或进入误区,自乱逻辑,或多非笔墨,影响行文。然而,笔者苦寻相关理论依据后,所憾无大收获。
   
    2、关于“民意”概念:理论阙失与观点参照
   
    笔者撰写本文前,以百度和无屏蔽的谷歌搜索“民意”一词。百度百科将“民意”释为“人民群众的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此说罔顾民意赖以产生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等,模糊了民意来源,非本文所论之“民意”。而搜狗百科将“民意”释为“民众的意愿”,此说不过是百度百科“民意”释意的简化版。维基百科则无“民意”之中文词条;以约定俗成之英文译称“popular will”“popular opinion”“will of the people”查询,亦不见相关内容。
   
    笔者在大陆最大的网络图书馆“知网”中,亦未检索到对“民意”分类研究之文,但有思路相近之篇,如,钱华所撰《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培育》(文章来源:知网。下如无注明,皆同),易顶强所撰《网络民意表达与当代中国新型公民》,其中均提及“公民意识”,钱华《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培育》文中更有“臣民意识”,和笔者的“民意”分类思路有相通之处,惜两文止此而已,未曾就民意作针对性论述。
   
    乔芳所撰的硕论《我国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形式、内容研究》,“公民民意”数次出现,作者对“公民民意”显已有概念性认识,惜未进行定义性判断,更未对“民意”进行分类研究。王法硕所撰的博论《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干海春所撰的硕论《论信访制度视角下我国民意表达机制的完善》和王霁霞所撰《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的角色与行为分析》,“公民民意”皆出现一次。“公民民意”在王霁霞文中所处词组是“公民民意表达”。可见几位作者对“公民民意”已有一定认识,但仅限于此,未作深化。
   
    郝志景在《民意、民权、民声——公民有序参与的法理释义及路径完善》中提出:“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韩念西(Bernard.C.Hennessy)在其1965年所著的民意一书中,将民意定义为:民意是一群特定的人,针对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事务,所表达出来的各种不同看法的总和。”此种观点与百度百科“民意” 解释无大区别。郝志景提出:“诚如美国政治学家凯伊(V.O.Key)所言,要很精确地来谈民意,与了解圣灵的工作没有两样。”由是可见,国外不少学者对于“民意”亦缺明确分类。
   
    是以,笔者深以为,对于“民意”判分缺少细化性概念,此不惟中国民主理论库之空白,亦系汉语文科学术研究之阙失,或亦为世界学术研究之薄弱区,遂生作本文之念。固然,文科类概念多不同于理工类概念,普遍缺少可以绝对数据化、绝对标准化之建构条件,只有大致科学性。民意分类界定的可能性亦大致如此。但是,不能够精确分类,不等于不可以大略分类。就如政治体制大体可分为“民主”“专制极权”等类属一样,“民意”必亦可进行二级分类。
   
    是以,笔者庶竭薄识,力掘驽钝,提炼资料,界定范畴,将“民意”分为五类,并引“习氏反腐”等现象作辅助分析。笔者深知,此种概念建构,盖非一人之力可竞其全功,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殷盼体制内外的朋友们不吝赐教,基于理性研究、客观辩论等方式,共同将“民意”概念和民意分类细致化、条理化、准确化,使“民意”概念和民意分类便于应用,适于研究,补民主理论库之空白,弥汉语文科学术研究之阙失。
   
    3、“民意分类”的依据与内涵
   
    3.1 “知情权”视角:“民意分类”视角的一体化因素
   
    3.1.1 关于“知情权”
   
    要进行民意分类,首先要论及知情权。在百度百科中,知情权被等同于英文Right to Know,被释为“知的权利、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并指出,“社会中80%以上的信息是由政府机关掌握的”,正因如此,知情权在百度百科中被称作“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必然要求和结果”。大量事实证明了,知情权是衡量公民权利实现状况的重要标杆,是判断一国一地民主宪政制健全程度的重要尺度。凡是知情权的法制保障与法治保障不断健全的国家,其民主宪政制亦必在不断完善中;反之,其民主宪政制或者尚为空白,或问题多多、亟待完善。
   
    在知情权概念尚未问世之际,便已以不同表达方式出现在宪政推动者和人权促进者的相关言论中。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指出:“不与民众信息或不与其获取信息之手段,则所谓民众之政府或为滑稽剧之序幕,或为悲剧之序幕。”美联社编辑肯特•库伯(Kent Cooper)正式提出“知情权(right to know)”之概念,并指出,一个国家如果不尊重知情权,就不会有政治的自由。可以说,知情权概念的提出与完善的过程,和知情权的法制保障与法治保障不断健全的过程,亦为权利与权力不断博弈之过程。
   
    林爱珺在其博论《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中提出,“民主化程度越高,知情权的范围越大”,并举例道,二战后在美国监督扶持下逐渐建立民主宪政的日本,其信息公开法却是在国内压力下建立健全的,一系列政府腐败丑闻(如艾滋病毒感染事件、核反应堆泄露事件等)被接连曝光,政府迫于各种来自民间的压力,几经反复才最终得以制定的。据《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文内资料,纵然像联邦德国、新西兰等民主宪政制较为成熟的国家,在知情权制度构建方面,也是在内外压力下,经过了曲折反复的过程才渐趋完善的。
   
    知情权制度构建,在民主宪政制较为成熟的国家,尚且经历波折迂回,在专制极权国家的不堪状况则可想而知了。“民主化程度越高,知情权的范围越大”,故专制极权之下基本没有知情权。如中共极权,在关系其切身利益的信息领域一以贯之地极尽封锁真相、愚民惑众之能事,因此,民众所能获知的有关政治等方面的真相类信息、常识类信息十分有限。大部分大陆民众不谙翻墙之道,只能接触央视传声筒和大陆局域网,严重缺少知情权,尤其是政治知情权。
   
    目前中共极权貌似为满足民众政治知情权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而事实却是,这些法律法规不仅在党主宪法中缺少依据,且瑕疵百出,如“言论自由”之类的党主宪法条款的施行结果一样,在人治横行、专权肆虐的极权体制下,基本难以落实,徒装点门面而已。正因专制极权下没有知情权,故每有重大事件发生但信息严密封锁之际,往往谣谶之风大盛,小道消息漫天,然而,很多小道消息后来却被证明是比较可靠的。这说明了绝对限制民众的知情权是不可能的,也说明了民众对知情权的渴求程度,远过于对其他很多权利的渴求程度。
   
    诚如美国民主之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之传世名言:“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当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有必要通过新闻,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如同太阳对空气中的细菌一样重要,也像路灯对防止小偷一样重要。”虽然这段话没有明示知情权的双向特征,即民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但对政府信息公开之义务已作极限性定位,知情权概念之实质也大半隐含其中了。在知情权概念尚未问世的时代,伟大的先知便已其高迈的正义情怀和非凡的睿智深思敏锐体察到了政府主动打破信息垄断对于民意正确的重要性,实在可赞可叹!
   
    本条综上,“知情权”对于“民意”意义甚大。本文将“知情权”视角视为“民意分类”视角的一体化因素。知情权完整度是决定民意理性程度的重要条件。不同完整度的知情权,对应着不同理性程度的民意。通过“知情权”视角,可以有效把握“民意分类”视角。必须强调的是,完整的知情权,绝非自己主观臆断、想当然的结果,必须源于对方的自愿告知、客观告知、全面告知,以及自身的全面查证、客观查证、理性查证。譬如不少人推断“习氏反腐”结果如何,但并非源于习近平本人和习共高层方面的自愿告知、客观告知、全面告知,更无法全面查证、客观查证、理性查证,而是自己推断的结果,最多是借助于一些小道消息进行推断的结果。此种极其有限的“知情权”所产生的民意,自非理性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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