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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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六四26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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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演变不可阻遏

   
   
    江棋生
   
   


    今年10月下旬,我在家乡常熟对自己的新书作了最后校定;当月底,该书在香港面世。在书的“自序:良知是第一推动力”中,我写道:我将“点燃良知的烛光”取为本书的书名,一是表明这些年来,我自己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七个字而已。二是呼唤我的同胞,能不能将良知的点燃作为我们共同的底线?尽管我知道,良知也有它的软肋,即她有时候难以抗衡人对权威的下意识服从。但是,我真的认为,国人破拆或越离无形之心狱,逐步变臣民认命为公民抗命,从而在中华大地上驱动文明前行、迎来民主转型的第一推动力,确非良知莫属。
    或许是一种应然的链接,或许仅是一种纯粹的巧合,就在几天之后的11月3日晚上,我在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室》节目中,耳闻目睹了一位退休检察官点燃自己良知、践行公民抗命的真实故事。
    这位检察官名叫孟宪君,退休前任职于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检察院。故事发生在2005年,当时他被指定为一起经济案件的公诉人。在这起案件中,他和检委会成员一致认定当事人“无罪,同意不起诉”。然而,他们的意见被一位市领导强行否决,案件于2006年在相山区法院开庭一审。在庭审中,这位检察官当场正面回应法官,震撼性地如实披露:检察院的起诉,其根据是“无罪也要起诉”的上级要求!当法官询问孟宪君:当事人高尚挪用资金86万元证据何在时,孟宪君先生再次据实相告:这个数字出自“领导意见”!我相信,如果不是良知的力量战胜了恐惧,如果不是抗命的心志驱走了纠结,孟先生是不会公开说出那样的真话来的。
    相山区法院一审判决高尚无罪之后的第9天,孟宪君被逼执笔,在良心的折磨下为相山区检察院写了抗诉书。随后,淮北市中级法院终按市领导的意图,二审判决高尚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还将高尚挪用资金的数额,从86万元再次莫须有地推高为360万元。
    这起错案被铸成之后,当事人高尚先后向安徽省高院和最高院提出申诉,要求启动再审程序。然而,蒙冤受屈的当事人长达7年的一再申诉,均被冷冷地关门落闸、“依法驳回”。2013年,已经退休4年但一直觉得俯仰有愧的孟宪君听闻此事,又一次震撼性地站了出来,他于当年11月1日到最高检自我举报,举报自己“办了错案”。
    孟宪君创举式的自我举报,撬动了锈迹斑斑的案件重审之门。在他上京举报1年零19天后的2014年11月20日,安徽省高级法院开庭再审了高尚案。
    再审结果人们不妨拭目以待,但是,孟宪君秉持良知开罪权力的公民行为,具有直指人心的励志力量和示范效应,必将鼓舞和鞭策更多的国人,去像他那样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而孟宪君的正直和担当,也足以使五毛们——无论是统一加餐的还是自带干粮的——的行径,更为令人不齿、遭人鄙视。
    在中国大陆,计件领酬的五毛们雪藏良知、见利忘义,早已是丑闻一桩举世皆知,此处不必多说了。就说那自带干粮的周小平,顺着权力意志说话,满嘴跑火车,甚至故意胡编乱造,又有什么良知可言?而比周小平更为高级的自干五——王绍光和汪晖们,又有多少良知可言呢?在不久前完成的“中国新左派批判(二)”一文中,张博树先生精准而尖锐地指出:在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讨论上,王绍光和汪晖一样都是权力的“抬轿”者,只不过作为“学者”,他们对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直接吹捧(王)或明批暗捧(汪),其水平远高于周小平这样的五毛,自然也就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读完博树先生的透视性批判全文,人们不难得到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高级自干五们向权力靠拢乃至献媚,原因不在于认知问题,而在于良知问题。
    在相关的后续报导中,我特别注意到:孟宪君先生点燃自己的良知,站出来力推错案的纠正,对此他并不感到恐惧;而且,他所接触的人,几乎都支持他的“自我举报”。这一事实使我感触良多,也使我在解读《辽宁日报》公开信事件上,有了自己独特的感悟。
    11月14日,《辽宁日报》异乎寻常地发出了“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指称,在被调查过的大学生中,80%以上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这封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公开信,使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了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的一段经典描述:
   
    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恐惧丢失自己的饭碗;学生则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说教,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由于恐惧说“不”会带来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官方)推荐的候选人投赞成票,并且假装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人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如果辽报公开信并没有夸大事实、危言耸听(我倾向于相信这一点),则对比两种不同的描述,可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变化。什么叫“爱发牢骚”?就是对自己看不惯、不认可的东西不再保持沉默,而是有感而发,针砭时弊;就是不仅不讲授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而且还揭穿、抨击那些可憎的东西。中国课堂上的老师“爱发牢骚”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从双重人格的“夜间人”走向了单一人格的“课堂人”,他们不再是课堂上与官方保持一致,夜里对家人或挚友发发牢骚,而是在课堂上就表达异议,袒露自己内心的不同见解。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质的飞跃。我要说,正是中国大学老师们敢在课堂上“发牢骚”,正是人们普遍支持孟先生的自我举报,正是戴翔先生力创《清明上河图·2013》,加上许许多多中华大地上的公民抗命行为,共同汇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演变。
    这场意义深远的演变,其最为深层的动力,来自良知激发勇气、勇气战胜恐惧。无论是当局将自干五邀为座上宾、将浦志强打成阶下囚,还是王伟光、逄先知和张全景轮番上阵施放“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狼烟,由人的良知所引领、所推动的这一历史性演变,都是不可阻遏的。
    2014年11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11月29日播出)
(2014/11/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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