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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失而复得的锁钥

感恩节:失而复得的锁钥
   
   姜维平
   
   不是精心策划的,完全是漫不经心的一次巧合,它的故事,与今年10月12日的加拿大感恩节不期而遇,有一点戏剧性,也有点耐人寻味,不知道用什么文字形容更好,却叮嘱自己不要忘记,这一天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当地人要吃火鸡,并感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进而回顾久远的历史,但我对象征性的火鸡饮食,不以为然,这是因为它太油腻,加再多的香料也不如出锅后什么也不放的海鲜,所以,如同不是基督徒的圣诞节一样,既使另有信仰,也和大家一样,放松一下心情,品尝一下地方风味的西餐,但今天的心情先被一件小事破坏,后却得到意外惊喜的补偿,等黑夜来临近眠时又有哲理的启迪。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感恩节的前一天晚上,与几个朋友聚餐后意犹未尽,彼此分手后,又一个人顺着央街闲逛,不知不觉地走到邓达士广场,忽发奇想,为何不给自己买一条裤子,以前这种琐碎的小事向来由家人代办,现在,却因善待自己意识的觉醒而惶然:为什么不亲自找一条喜欢的裤子呢,既使不是名牌也要彰显个性,于是,第一次踏进了伊顿山特的南二楼,琳琅满目的商品立即吸引了我,我自选几种品牌的西裤,并在试衣间逗留了一会儿,我记得,我把随身携带的皮包放在地上,还把外套搭在门钩上,加拿大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像白求恩,拾金不昧的地方,所以,我一点也没在意身上的东西,故回家的途中,我为找到一条满意的裤子沾沾自喜而忘却其它,只是临近家门之时,才想起锁钥,摸索半天,大吃一惊,这下完了,我翻遍上衣和裤子的所有口袋,还把随身的皮包放在地下,翻了个底朝上,但未能如愿,钱包,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等,一应俱全,只有那个最关键的东西不翼而飞。
   
   和其他人一样,我有一大串锁钥,拴在一件银色的铁环上,有大大的汽车钥匙,它是细长而尖亮的,它的形状常使我回忆坐牢时,杨凯池管教经常拿的那种大家伙,它能打开大连开发区看守所冰冷而厚重的大门;还有信箱和库房的精巧的小而薄的钥匙,它的齿痕简洁;还有闪闪发光的铜制的门锁,最重要的是一种能开大门的遥控锁钥,它是黑色的塑料制作的,上面有几个神奇的圆形按纽,轻轻一按,就能打开车库和楼道的大门。这些东西对我太重要了,生活中每一天都离不开它们,但此刻,我把它们全部弄丢了。我沮丧地停在门前想了一想,半个小时之前,我曾经去了什么地方,在哪一个所在有疏忽的问题,虽然光阴走得不远,大脑却一片浑噩,先在试衣间里左顾右盼,后在柜台旁徘徊不已;然后去了一家小酒吧,喝了一杯红酒,自觉血压降了下来,浑身上下一片轻松;再后来是乘上地铁,昏昏欲睡地坐在那里,皮包放在腿上,拉链是紧闭的。。。。。。
   
   也许钥匙留在商场的试衣间里,也许它落在酒吧的靠背椅后,也许它掉在央街的马路上,总之,也许永远没有了“也许”,对我它须臾也不能离开,但它对别人却太渺小,太无关紧要,它一旦不小心离开了我,我便加倍地怀念它,还伴着一种少有的失落感,像刀子一样抓心挠肝。它是那么神奇而可爱,我却是那么笨拙而健忘,但现在它突然没了,象一个亲密的好朋友,以前整天在一起喝酒聊天,没觉得怎么样,但一瞬间就失去了,带走了心灵的一小片感情,真的是无言的痛楚啊,猛然间,我想起了一个诗人,我年轻时很崇拜的男人,他叫梁晓斌,他曾写过一首诗,题目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辽大的校园里看了,想哭又想笑,还兴奋地在雪地上直蹦,蹦得身心疲惫,正因为我傻,我的一女同学成了我的老婆,直到今天。家庭,事业,工作,房子,好像什么都有了,但是,真的,自从那以后,我感到,中国的钥匙一直没找到。
   
   不然的话,凭什么力量,前不久的一天,深圳的警察,能海啸般地一下子淹没我的好朋友,资深记者王建民呢,能山崩地裂般地把香港刚问世的两本杂志《脸谱》和《新维月刊》关闭了,是“神马”东西夺走了人们去取杂志的大门的锁钥?是谁剥夺了媒体人士自由表达的权力?又是谁把中国人打开文明世界之门的钥匙给藏了起来?。。。。。。由自己的渺小的钥匙想到中国的巨大的锁钥,我的心碎了。偏偏又赶上了香港占中,占得一塌糊涂。我的心像钥匙一样,不知不觉地丢了。我想,那些举着雨伞的人是不是在寻找锁钥?
   
   在自家的门前,我犹豫徘徊了一会儿,不停地扪心自问:要不要回去寻找,回忆刚才行走的方向,路线和地点?评估偶然成功的把握有多大?要不要告诉太太,然后忍受她无休无止的唠叨?。。。。。。感恩节的前一夜,我感到极度地烦躁:今天我要早一点回家休息,却迟迟打不开门锁;明天一早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有几个学生,读者要给我感恩节的小礼物,我应当高兴,但我没有了汽车钥匙,立即兴致索然;后天我要去上班,缺席要扣工资,写作只能糊口,却远不能养家,所以,必须拼命地工作,却不见了办公室和车库的锁钥。假如去配一串钥匙,我不仅要破费金钱,而且还要浪费时间,我一方面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自责,一方面为近日的运气不佳而愤怒,繁乱的心绪搅得我坐立不安,最终,我还是萌生出一线希望,并决定立即去寻找,于是,我又走进了地铁站,像一个夜色里的晃动不停的幽灵。
   
   我先到了那家小酒吧,它位于邓达士广场的右侧,在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夜色里的暗淡的灯火和蜡烛给它增加了神秘的情调,我常到那里去一个人独坐,看宽大电视频幕不停地切换和闪烁,任凭思路在暇想里折断,把碎片抛回我的故乡,而一无所获,永无回音,这回,我自己听到“咔达”一声,一个故事的片段终结了,真的完了,酒吧老板听完我的陈述,淡淡地笑了笑,大胡子颤抖着,他问遍所有的员工,包括那个总在笑的美丽女孩,没有人看到那串锁钥,却检到一个钱包,但那不是我的,我傻笑着连声道谢,神情失望地溜出了酒吧,又向伊顿山特商场奔去,但我吃了“闭门羹”,原来,时间迟了,已是月上中天,它已经关门了,只有一个保安的黑人铁塔似地站在门前,他微笑地告诉我,我很同情你,但很遗憾,你只有明天来看看,碰碰你的运气,如果确实在这里丢的,一定会放在失物招领中心,它会物归原主的,讲完这些话,我看到他洁白如玉的牙,像黑夜里的星星,我却无心观赏,于是,我只有拖着疲惫的身体,打道回府。
   
   我找到了自己的钥匙
   
   次日是多伦多的感恩节,我分别给朋友们打了电话,为自己的失约而惭愧,我必须马上再去一次,因为那件东西太重要了,如果新配一套钥匙,也必须过了长周末和假日,有些事再办连黄瓜菜都凉了,我得今天决定一切:或者今天失而复得,或者明天立即补配,有的部门还要换锁,于是,我吃过早饭就去了那家商场,好在,感恩节它也照常营业,楼上楼下,人来人往的,生意十分兴隆,在二楼营业柜台,我把情况对一位黄头发的年轻人ERIC GRIGOR讲了,他放下手里的样品,立即给楼上的有关部门打电话,不一会儿,下来两个大约二三十岁的男子,他们都西装革履,温文尔雅的,其中的一个叫A,另一人名叫B,A站在左边,把双手抄在裤兜里,用大而蓝的眼睛看我,非常认真地听取我的诉求,我讲了事情经过,仔细描述了钥匙的形状,大小和性能,还强调了它的重要性,他眨动着眼睛,仿佛有一点怀疑,我想,这不是钱包,大概没有人会冒领,不过,因为有汽车钥匙,他也必须慎重才对。他的表情是职业习惯使然,我不必在意。
   
   我给了A一张名片,他接过来看了看,转给另一个人B,可能是因为我的英文不好,他们给我准备了懂中文的营业员,不,原来,这家商场是专门卖名牌货的,中国顾客太多,遗失物也非常频密而复杂,故专门配备了中文翻译,但B的口语很差,有点南腔北调的,他又用中文核实了情况,我禁不住笑起来,或许是情绪受到感染,他们都笑了,笑得有点灿烂,那位英语讲得不流利的男子,两只手同时从口袋里猛然掏出,我一下子惊呆了,共有四大串钥匙,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健忘的人不少,我立即察看,一下子认出了“老朋友”,我的那串闪亮的东西,正在向我闪射着焦虑和思念的光芒,我接过来,捧在手上,送到唇边,亲吻了一下,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虽然才失落了一夜,我就受不了,真的比什么都重要。是的,中国,我的钥匙找到了,但是,那把更大的更久远的影响未来的锁钥,现在还是没有找到。
   
   何时能找到中国的大锁钥?
   
   在回程的路上,我的心情变得轻松无比,又来了关心政治的雅兴,我取阅几份放在地铁站里的免费报纸,其中有一份充满有关香港占中的新闻,梁振英的代表,香港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在10月10日宣布暂不与学联对话,立即声援的学生,市民又多了起来,有的警察殴打示威者,被记者的视频留证,还有很多反占中的人群与占中的学生,市民发生肢体冲突,我想,邓小平无奈地搞了“一国两制”,留下历史的难题,而后人没有创新思维启动政改,只能维持现状,怎么能风平浪静呢?像这样的街头抗争事件是难免流血的。我想,有人要民主,有人要专制,有人要发展,有人要生存,于是,两种思想的抗争和冲突就会不断,总有一天,“一国”必将变成“一制”,实际上,一个国家只能一个制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相反,目前的“占中事件”就是矛盾爆发,势力对决的必然产物。是的,自从“六四事件”以后,中国的民主化的钥匙丢了,人们一直在寻找而至今也没有找到。
   
   至于我自己却有一点点幸运,我却找到了有限的“自我”,就像这串属于我的锁钥一样:2000年至2006年,我坐满薄熙来虚构的“文字狱”获释,他调离辽宁省了,但还没倒台,政府对我的政治迫害还在继续,只是力度减轻了一些,我被软禁整整3年。2009年,我移居多伦多,接着,斗转星移,昨是今非,薄熙来倒台了,他自己进了监狱,但至今我的冤案也没有得到平反,这说明了什么呢?
   
   尽管如此,我还残留一线希望和期待,不论怎么样,我找回精神上失落的锁钥,就像上述的小钥匙一样:我的特长是写作,我既不想加入组织,也不想立党竞选,如果将来中国变得民主和法制化了,我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家乡大连钓鱼,我自幼在海边长大,对钓鱼有浓烈的兴趣,它能培养我的耐性。我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手段是写作,但做到这一点在中国是危险的梦想和奢望,给媒体投稿,在我的家乡是不安全的,除非违心地歌功颂德。但是,在多伦多的湖边,我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在海外的网站上发表文章,但支付稿酬的媒体寥如晨星,而且微薄。我的著作不能在大陆出版,就失去了最大的市场。于是,我把精力转向书法,我发现写大字比写小字值钱,而且,近年我的书法作品行情看涨,所以,我活得还比较滋润。这一切都提醒我懂得感恩。为了感谢帮我找到锁钥的ERIC GRIGOR和A以及B,我在10月24日,专程再去一次商场,赠送他们每人一付书法作品,留作纪念,有的内容是:“送人枚瑰手有余香”,有的是“天道酬勤”,总之,我知道感恩,又为巧遇西方的节日而欣喜。我感谢加拿大移民部长给我特许的永久居留权,虽然它姗姗来迟;我感谢我的朋友,同学,读者对我的无私而慷慨的帮助,虽然暂时我还不能回国;我感谢家人对我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还感谢多伦多大学一再聘请我为访问学者,并给我提供优越的写作条件和丰盛而免费的美食;我感谢免费的英语学校和多位义工的教育和培养,也感谢类似商场失物招领处的朋友的关爱。我加倍地赞美你,加拿大的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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