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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给我的第一印象

   梁振英给我的第一印象
   
   姜维平
   
   人和人之间能否有直接的接触,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间,需要一个难得的缘分,假如有这个机会,第一印象就非常重要,我过去在东北做记者时,与许多香港人打过交道,有的印象深些,有些浅些,由于种种原因,有的见面之后很快忘了,有的时过境迁,多年却记忆犹新,对梁振英来说,他可能早就把我丢掉脑后了,但我依然记得他,我有幸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与其在大连有过一次面对面的接触,总的来说,我不怎么喜欢他,象他这样的人当香港的特首,最起码不是太好的人选。


   
   薄熙来瞧不起梁振英?
   
   由于时间过去的太久,我不能精确地讲是哪一年的事,可能是1998年初,当时我是香港《文汇报》的记者,他是香港著名的梁振英测量行的老板,有一次,大连市政府新闻办的朋友通知我,为了推动大连的城建和房地产开发事业,薄熙来以市政府的名义,邀请了一大批香港及海外的商人到大连参加招商会,要搞一系列的新闻发布会,我是采访单位里最主要的一家媒体记者,因为梁和一大批人的公司在香港,他们最重视港媒,而这次活动的参与者里,其中有许多亿万富豪,有的知名度非常高,比如,郭鹤年,有的则比较低调,象梁振英这样的算一般化,他虽然在贵宾的名单里,但薄熙来没把他当盘菜,所以,日理万机,雄心勃勃,整天日程排满的薄市长,压根就没想见梁,当然,那时,谁也不知道他后来还能当特首,假如薄预知了,一定会待为上宾的,然而,正忙于大连城建伟业,为自己争当市委书记做准备的薄熙来,把接见梁的任务交给了副市长刘长德。他当时主管城建开发。
   
   在这之前,大连当地媒体的记者去过香港的不多,对梁没有任何印象,更不知道测量行是个什么东西,我有所不同,经常往来东北与香港之间,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知道梁的生意与城建和地产业有关,在港知名度不低,港人提起他就想起他风生水起的事业,显然,他比较有钱,也公关能力较强,而且,人的外在形象非常重要,由于港人一般个头矮小,瘦弱,象他那样算是身材魁梧的大汉了,何况他有一张英俊的帅哥的白脸,总带着讨好的笑容,过去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如今则要在实际生活中与其访谈,我有一点新奇,然而,与薄熙来不同,他想找到钱,我想找到新闻,而梁振英呢,他究竟想得到什么,只有他自己最知道。
   
   我记得,梁振英手下的人有十几个,只要是男的,如同他一样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讲着难懂的广东话,闪动着商人才有的精明而狡猾的眼睛,从市政府有关人士转来的文字材料看,他们非常重视与大连的交往,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印制了精美的样本,册页,对测量行的情况进行了渲染和推介,尽管一行人轰轰烈烈的,但他没被薄熙来列在与其同时出席的重要宴会上,一切都是自便,梁在富丽华住宿和用餐,与下榻棒槌岛国宾馆的薄熙来及富豪,不是一个档次,这一较低的规格,对薄习以为常,他总是忙得一塌糊涂,既使是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他也做着国家元首的梦,总是一付总理的排场,而梁振英则不同,他那时也不知道自己能当香港特首,只想多赚钱,把测量行生意搞得红火。所以,对谁都笑眯眯地眨巴着眼,象黄鸿年一样,梁也是到大连淘金的,并且心情十分急切,因此,才对薄熙来没见他而感到遗憾,这至少显示,在瓜分大连这块经济的“蛋糕”时,薄熙来做为操刀手,没把他放在首席,机会也就少些。记得他委托手下的人找薄熙来的助手,说是想见薄,那怕只给十分钟,但薄没见。
   
   记者会不守信,迟到45分钟
   
   当时驻大连有数十家媒体记者,比较大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台,除此之外,就是我领衔的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了,而内地记者与港媒不同,港媒记者参加记者会一般没有饭局,而内地不仅有宴席伺候,有时还有礼品赠送,由于新闻体制不同,内地记者与港比较,向来自以为了不起,所以,对采访对象的要求比较高,也比较挑剔,比如,象梁振英这样的商人,从香港到大连,是在富丽华大酒店开会,必得入乡随俗,既然是他邀请记者的,就应当信守承诺,记得时间是上午9点半,记者们都准时到了,把一个较大的会议厅挤得满满的,别以为小城市人“土”气,记者孤陋寡闻,那就错了,由于薄熙来经营多年,世界各地的名人大都来过,故记者们见多识广,变得油猾了,象霍英东,郭鹤年,郑家纯等人都见过,何况梁振英呢,没见过他们,也不怎么把港商当回事,也就是说,记者们认为,你测量行想出名,在大连想分一杯羹,必得求记者,而老记们供职的官媒是独家经营的,不象香港,谁有钱都可以办报。
   
   偏偏那天,梁振英不知什么原因,姗姗来迟,众人等了很久,直到10点多了,他才满头大汗的赶来,行色匆匆的,而且,也没道歉,笑眯眯的,不觉得惭愧,一讲话是娘娘腔,底气不足的,还有点不着边际,讲了大连的城建和自己的测量行,原来,大连的一些地皮向海外尤其是香港招商,需要他这样的公司做中英文对照的招标书等文件,还要起中介作用,其细节当然不能披露,不过似乎表明他与大连做的生意不小,他与主管城建开发的副市长,外经委,土地局,开发办的官员都比较熟悉,所以,薄熙来如果私下发话给他利益,下面的马屁精也照办,因此,有一位老记告诉我,别看“薄三”没亲自接见,说不定叫谷开来暗度陈仓呢,谷有大名鼎鼎的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与他连手也可能。但这都是传言,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迟到了,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不信守时间,其它的承诺可想而知。
   
   所以,我没写什么大块的文章,尽管他与《文汇报》关系不浅,这不是迟到的原因,而是他属于经纪,对大连没什么大的实质性的贡献,也不好写什么,在发了简讯之后,联系就中断了,记得我在会场还与他交换了名片,他给了一本漂亮的画册,梁是美男子,不仅眉清目秀,而且神态优雅,腰背笔直,是处理公关的高手,但这样的人却迟到令我不可思议,我印象里如同他这样的商人是极其少见的,我与在大连有投资的亿万富豪郭鹤年,霍英东,汤恩佳,梁洁华等都有过接触,他们都非常守信守时,而相比较,梁振英真的是太“小商人”,太小家子气,也欺生。他给大连新闻界的印象仅此一次,就砸了锅。
   
   商人当特首的利弊,梁是弊多利少
   
   对香港人来说,当然是希望能一人一票地选出自己喜欢的领导人,这是顺应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也是满足民意民心,杜绝专权和滥权;而大陆北京的官方总怕他们任命的人之外,会出现不听话的特首,张德江利用人大决议设限,只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所以,民众与中南海有些距离,沟通不好,僵持不下,就出现了眼下的“占中事件”,虽然我向来不赞成学生用违法的方式占领公众用地,逼迫梁振英让步,闹得香港失去正常的有序生活,但我认为,首先全国人大的主持者应当检讨以前的特首用人标准,即,未必使用商人治港,这就是我至今要回忆梁给我第一印象的原因。
   
   毫无疑问,香港类似李嘉诚,霍英东之流的商人,在香港的巨大的影响力,是民众公认的,董建华做为第一任特首,就比较不错,所以,给中央政府的传统印象是,商人治港比较好,比较了解商人,精通香港的地方经济,当然,就廉洁这一点来说,很富有的商人不至于贪腐,但梁振英上任前,并非自己企业生意兴隆之时,他后来收购戴德梁行就不太成功,这方面的故事,因为个人那些年坐牢后与世隔绝,不如读者们知情,就略过不谈,但近期,澳洲媒体Fairfax Media的调查报道说,梁振英涉嫌收受一家澳洲企业近5,000万港元的“秘密费用”,作为梁振英支持其亚洲业务发展之用。该报道还指出,双方于2011年12月2日签订一份秘密合约时,梁振英尚未当选香港特首。涉嫌向梁支付款项的澳洲企业名为UGL,为一家污水处理及电力输送的工程公司,该公司同意向梁振英支付400万英镑(约4,988万港元)。有关款项于2012及2013年分两期支付,而当时梁振英已当选为本港特首。对此,我姑且听之,但因个人印象的启发,我想梁有犯错的可能性。
   
   由上所述,他在90年代后期,专门带领一批人马,兴师动众地去大连淘金,而且那里当时是薄熙来,谷开来夫妇贪污受贿的重灾区,梁振英测量行与大连做了哪些生意,有无违规之处,赚了多少钱,是否对官员有回扣行贿,他及手下的人与大连,特别是与副市长,局长级的官员是如何运作的,至今还是一个秘密,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查清,听说薄王倒台后,曾查出一些有关副市长刘长德及家人谋取私利的问题,不知是否牵扯香港一些商人?象梁振英这样的当时急于发财的人改任政府官员,虽然宣布退出了商场,但毕竟在一个人头熟悉的蛋丸之地转身,可能谈不上“华丽”,这易于埋下官商勾结的定时炸弹。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记者会的不守信看,他不太合适做特首人选,而之所以错位用人与政治体制有关,不能通过民主化的一人一票的海选产生领导人,是香港社会的弊端,由于香港历来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所以,中南海没必要担心民选的香港特首另搞一套,在2017年未到之前,就给港人选举设置一些条件,一定会被香港人所拒,这是不明智的,是火上浇油的,实际上,也许这次“占中事件”突发确与海外一些组织有关,但总体上看,还是专制政体的恐惧所致,中南海担心香港成为民主运动的楷模,进而影响内地的政治生态,总想找一个自己满意,便于指挥的特首,做梁式魁儡,使港人失望而激愤,而不守信而无能的梁振英的一系列决策,又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引爆,所以,笔者建议,要改变“商人治港”的陋习,把选票放回人民的手中,让他们决定自己的事。
   
   2014年10月8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香港《前哨》杂志2014年11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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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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