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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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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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發奎扶植胡志明攀登北越元首寶座
·《張發奎秘錄》的史料價值
·海外第三勢力「自由中國抵抗運動」的開場與收場
·王蒙與玉蒲團
·王蒙在一九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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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麟死於情殺 楊綽庵終於平反
·痛悼國煊兄
·針對《張發奎上將回憶錄》的不實流言之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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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與虛構—名人傳記與口述歷史研究

二○○四年八月,南方日報刊出了訪問舒乙的大塊文章。舒乙說,北京有個記者叫傅光明,他找到了四個打撈老舍屍體的人,結果這四人都一口咬定「屍體是我獨個兒打撈的」。傅光明愈調查愈糊塗,不知該相信誰,也許四個人都在說謊。歷史剛過了卅多年,已經這麼模糊了,更何況六、七十年前的事會任憑別有用心者恣意竄改了。舒乙還說,寫老舍之死的書出了好幾本,但沒有一個人用哪怕半句話表示起碼的忏悔——毒打老舍的紅衛兵司令、造反派頭頭,沒有一個人說「我打過老舍,我迫害過老舍」,卻都說「我救過老舍」。這裏浮現一個國民素質的問題,受過高等教育、做過大官的人也未必素質高,所以他們的自傳、回憶錄、口述歷史或多或少都存在著隱惡揚善、給自己臉上貼金、把別人面孔抹黑的弊病。
   2003年中國社科出版社推出一本《文強口述自傳》,其中有一節說:臺灣國防部要補發文強卅多年薪餉一百萬美金,稱他怕對不起鄧小平、鄧穎超,堅決拒收這筆錢。這一百萬怎麽算出來的呢?此書稱「中將每月工資四百美金,特別費一千二百元,共一千六美金」,國務院公安部預審局幹部任海生在《國民黨重要將領改造紀實》一書中又說是「中將月薪1400銀元、津貼一千二百銀元,還有別的費類」,統統都是憑空想像,閉門造車。
    我手頭有一份臺灣國防部近年訂定的〈作戰被俘歸來人員慰助金核發標準表〉,明文規定入獄廿四年者發放48萬元台幣,25年以上一律以50萬台幣封頂。查文強是1949年被俘,1975年特赦釋放的,關押26年頂多領50萬台幣,不到兩萬美金。何況1975年物價是今天的二十份之一,文強怎可能從臺灣國防部領取一百萬美金呢?據我瞭解,領取撫慰金最多的是李俊敏,因特務罪坐牢27年,他夤緣台省籍才得此優遇,由陳水扁親自交付,外省籍的被俘官兵一律發放不超過兩萬美金。
   傳記同政府公報、戰報、新聞報導等都是出於人手,因而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人性的弱點:好爭功諉過、好隱惡揚善、好誇誇其談。其次,不少歷史學家往往會偏向勝利者一方,以成王敗寇的觀念來竄改歷史,賢明若司馬遷者尚不免此一疵病。例如他在《史記》之<項羽本記>中渲染「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受此感染,於是便有九百多年後的唐朝詩人杜牧作<阿房宮賦>云:「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然而,根據考古學家近年的勘探與發掘,現已基本確定,秦阿房宮遺址前殿的發掘中並無大面積火燒土的痕迹,亦即項羽並未火燒阿房宮。
    傳記作品失實的另一原因是史學家往往忽略了「隔代修史」的古訓,由創造歷史的人自己去編寫歷史,不免會出大錯。我們從《崇禎長編》知,袁崇煥是以「通敵謀叛」的罪名被處磔刑的,京師百姓爭食其肉,開膛破肚,骨肉俱盡,止剩一首還要傳視九邊,兄弟妻妾被流放,家財盡沒入官,自然沒人爲他鳴冤喊屈。直至七十二年後天下大定,康熙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二)清廷內務府才泄露了皇太極的宮廷秘密,原來袁崇煥被磔是崇禎帝誤中了後金的反間計。設若皇太極的孫兒康熙帝不吐露真相,今人可能仍把袁崇煥視爲賣國賊的。 史料作假的另一例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臺柱子、忠王李秀成被俘後,奉曾國藩之命寫了一份供狀,其內容有多項是同曾國藩原先的奏章不符,而欺君之罪是要砍頭的。所以曾國藩、國荃兄弟故意擅自處決了李秀成,然後由貼身幕僚將這份供詞作了竄改,還親自用朱筆刪除一萬多字,最後將刪定的鈔本寄往安慶,令其子紀澤立即刊刻發行。此後九十年內,李秀成供詞出現廿多種不同的版本,有些亂刪妄增,面目全非。到一九六二年,任台大教授的曾國藩曾孫曾約農把珍藏了近一個世紀的《李秀成親供手迹》拿出來,交予臺灣世界書局影印問世,這才使人們發現,即使最接近真迹本的同治安慶刻本,也與原件內容相差甚遠。曾國藩未將此真迹付之一炬,這是他可敬之處。由此推算,乾隆帝藉編纂《四庫全書》,焚毀了對滿清不利的書籍五百八十三種、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再加刪掉的有關明清兩代的史實以至遼金元的歷史紀事,對於歷史研究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可謂罄竹難書!

   記載人物經歷的作品稱傳記,其中文學性較強的作品即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的基本特徵是:①以歷史上或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為描寫對象,所寫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須符合史實,不允許虛構。在局部細節和次要人物上則可以運用想像或誇張,作一定的藝術加工,但這種加工也必須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邏輯。在這一點上,它有別於以虛構為主的小說。②所寫的人物生平經歷必須具有相當的完整性。在這一點上,它有別於只寫人物一事數事、突出性格某一方面的報告文學、人物特寫等。③它必須寫出較鮮明的人物形象,較生動的情節和語言,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在這一點上,它有別于普通的人物傳。傳記文學一般採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有的和小說接近。
   傳記僅是敘述一個人的行動,傳記文學便須描寫一個人在完成這一行動時所表現的神態和造成的氣氛等等。所以傳記如《三國志》給讀者的印象是靜的、死的,傳記文學如《三國演義》給讀者的印象是動的、活的。在中國的紀傳體歷史中,天子或曾統治過天下的人的傳記,叫做本紀;諸侯或曾統治過某一地區的人的傳記叫做世家或載紀;爲一般名臣或有異行之人寫的傳記,便叫做列傳。中國的正史裏面,大部份是傳記,即主體是傳記,其他的表和志等,都不過是附屬品或補充材料。
   傳記來源於歷史,現今保存最古老的史學著作是《尚書》,其中包涵了不少文學筆法;至《國語》、《左傳》、《國策》、《禮記》,描寫人物、事件的水準就更高。先秦爲傳記文學的萌芽時期,及至兩漢隨著《史記》、《漢書》的出現,傳記這一文學形式的輝煌時期便到來了。口述歷史屬傳記文學範圍,但傳記文學未必都是傳主口述。例如梵高傳有多種,盡皆梵高去世後數十年由後世作家撰寫的。
   口述歷史是一種搜集歷史的途徑,該類歷史資料源自人的記憶,由歷史學家、學者、記者、學生等,訪問曾經親身活於歷史現場的見証人,讓學者文字筆錄、有聲錄音、影像錄影等。 之後,作為日後學術分析,在這些原始記錄中,抽取有關的史料,再與其他歷史文獻比對,讓歷史更加全面補充、更加接近具體的歷史事件真實。
   口述歷史這種資料搜集的方法,最適用於歷史目擊者是長者、不能以文字流暢表達意思的人等。 例如,南京大屠殺、汶川地震、慰安婦等事件,他們的口授記錄,都是口述歷史,可信度甚高。
   近些年潮流興口述歷史,唐德剛氏在台灣出版的《史學與紅學》一書中說「我所做的中國口述歷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國口述歷史,這是夜郎自大。且不談銷售幾百萬冊的廢帝溥儀口述、李文達整理的《我的前半生》,我們的萬世師表孔老夫子向來自稱「述而不作」,他的傳世之作《論語》由他口述,經徒子徒孫記錄成文,比唐德剛氏早了兩千五百多年,唐氏怎能自誇「最早」呢?像《春秋》所記的唐堯虞舜歷史也都是傳聞,如《禮記‧檀弓》所記孔子合葬父母、孔子修墓、苛政猛于虎、魯穆公罷市求雨、晉獻公殺太子申生以及《左傳》所說的衛懿公好鶴亡國、晉楚城濮之戰、崔抒弒齊莊公、黃池之盟等等也都是典型的口述歷史。
   上述《論語》、《尚書》等只是描述了人生的一個片斷,到了西漢年間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其中七十篇列傳盡皆涵蓋傳主的整個人生,按太史公執筆的年限對照各該傳主的生卒年代,我們可以肯定有一半是他道聽途說,甚至是輾轉流傳的,是他根據那些口述史料編寫成文的。太史公本人也不諱言這一點,例如《史記‧刺客列傳‧荊軻傳》贊曰:
   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爲余道知如是。
   太史公坦承,他所寫的《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是聽公孫季功和董生說的,而公董二人又是聽夏無且大夫說的。既然夏是秦王的御醫,在事發時夏用藥囊毆打荊軻以護衛秦王,其口述情節當屬可信。
   又如《史記‧項羽本紀贊》有云:
   太史公曰:吾聞周生(漢時儒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明顯表白所謂重瞳的面貌特徵是聽來的。在項羽本紀中有這么一句:
   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項)梁與(項)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查太史公執筆的年代與項羽叔姪偷窺秦始皇的年代相差一百十幾年,相當於四個世代,他絕不可能親耳聽到這一段叔姪對話。然這類傳記的情節,經過作者的誇張想象、修飾補充,也許比什麽《起居註》、《實錄》之類的文章更爲真實、更接近歷史的本質。
   清代傑出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1738——1801)在《周筤谷別傳》中談及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應直隸永清縣知事之邀纂修該縣縣誌。他爲了將該縣貞節孝烈婦女們的事蹟採入縣誌的列女傳中,而又不滿意一般方志列女傳的體例,以爲文多雷同,使觀者無所興感。因此,他特別親訪永清縣貞節孝烈的婦女中見存者「安車迎至館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願至者,或走訪其家,以禮相見,引端究緒,其間悲歡情樂,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後接見五十餘人,余皆詳爲之傳,其文隨人更易,不復爲方志公家之言」,幸所寫的傳記,和通常州縣地方誌的列女列傳寥寥數十、百字,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刻板文章大不相同,這不正是今日中外流行的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嗎?章學誠這一偉大發明比唐德剛氏在哥大的錄音訪問早了近二百年。
   《我的前半生》是口述歷史佳作
   當代大陸上最出色的口述歷史作品,似應係《我的前半生》。其傳主廢帝溥儀經過十四年的勞改,早已磨盡了棱角,由驕橫暴戾變爲謙謙君子,筆錄者李文達是資深編輯,身爲公安部麾下群衆出版社的臺柱子,他具有翻查各種機密檔案的權力以及充足的時間與財力,這一最佳搭檔自然釀造出最佳的成品。溥儀蟄居天津張園期間頻頻同軍閥、兵痞、浪人、外籍騙子接觸,念念不忘復辟大清帝國,若無他親口敍述,外人似不可能知道他給流亡滿蒙邊界的沙俄將軍謝米諾夫五萬銀元企圖「犯難舉事,反赤復國」,給奧國的沒落貴族阿克第一千八百銀元到歐洲活動復辟,給英國記者羅斯三千元爲復辟造輿論,而且奉系旅長以上的軍官以及擁有四十萬衆的紅槍會首領、佔山爲王的草莽英雄等等,都拿到廢帝的珍珠、古瓷、鑽石,「只待我一聲令下就可以舉事了」等等。還有,日本崩潰前夕,他恐懼會被殺滅口,在此心理支配下,對日本人諂媚逢迎、對族人、僮僕日趨暴躁,動輒打人罵人,白天念「往生咒」佛經,晚止夢見下地獄,家裏人都被弄得神神顛顛,終日木魚銅磬響聲不絕,問卜算卦不得上吉之卦決不罷休,以及山下奉文調往南洋、日本空軍神風自殺隊的「肉彈」上陣前餞行時個個滿臉灰暗、淚流雙頰的場景,不是從親身經歷的人口中吐出,外人斷不會知曉,何況當年的土匪、遺老、日酋、漢奸早已灰飛煙滅了。
   《顧維鈞回憶錄》是黃鐘大呂
   上世紀另一部傑出的華人口述歷史是《顧維鈞回憶錄》,此書由美國一流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耗資廿五萬美金,用了十七年時間(1960——1977),完成了英文稿一萬一千頁,其內容涉及清末、北洋、抗戰、內戰以及國府撤台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外交、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史實,內容極其豐富,是研究近代中外關係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唐德剛氏稱,大學者的口述史料佔全書的百份之五十,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只佔百份之十五,其他百份之八十五要靠他「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仝前書)。這段話就不夠周延,至少在顧維鈞這一個案上正好相反——二○○五年七月十二日晚,我在紐約曼哈頓綠楊酒樓會見顧維鈞女兒、聯合國託管理事會非洲司前司長顧菊珍時,這位八十八歲的老太太告訴我,《顧維鈞回憶錄》完全是乃父獨力整理與撰寫的,他在美國寓所積累半個多世紀外交生涯的文件電報書信日記有一百多箱,英文原稿經哥大編輯大量刪節後猶能譯成中文六百萬字十三巨冊,而唐德剛只是承擔一些校對與跑腿的工作,委實不應掠美。由此可見,傳主本身的誠實謙虛與博聞強記才是這部煌煌巨著口碑載道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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