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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习近平能否成为超越性时代英雄?

月前十八大上任接班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姿态推行廉政、倡言政治改革,以至于在海内外引发“习李新政”的期待。此情此景,不禁使世人回味十年前“胡温新政”的愿景和呼声。当年胡温登位之初的“胡温新政”一说,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是江泽民主政时期片面追求“稳定和发展”,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官场腐败、市场扭曲、环境破坏、官民冲突等问题,呼唤继任者实施大刀阔斧的“新政”来扭转乾坤。胡温登基之初,确实也曾好戏连台,诸如学习宪法讲求法治、废除收容遣返条例以善待农民工、雷厉风行地以问责和信息公开来应对“非典”危机、提出“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利国利民的口号。笔者也曾多次为文,敦促来自平民阶层的胡温保持平民本色、挑战权贵利益、竭尽心力实现宪政转型、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遗憾的是,胡温柄政十年,除了在废除农业税和维持经济增长等民生方面稍有所成,世人寄予厚望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则一无所成、甚至于局部倒退。胡温在政治舞台上谢幕之时,贫富悬殊不是缩小而是急剧扩大(基尼系数已攀升到全球高端的0.6)、官场腐败愈演愈烈(近年来每年在半心半意的反腐中落马的腐败官员比世界其它国家落马的腐败官员的总和还要多)、市场扭曲随着“国进民退”而登峰造极、环境破坏已纵深到摧毁生态底盘的田地、官民冲突随着“维稳体制”的进一步精致化而逼近沸点。无所作为的胡温体制在世人的失望中谢幕,一方面在于“一把手”在治国理念上没有跳出陈旧框架,也就是官媒所说的“理论准备不足”。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胡温没有挑战权贵利益、改变党国体制的魄力和能力,在“毛邓旧政”的老路上蹉跎岁月。

   
   
   
     那么,时下所谓“习李新政”,是否也会与“胡温新政”一样虚妄?是否也会与“胡温新政”一样昙花一现、徒留幽梦?几十年来国运不佳,国人悲观情绪甚浓。不过,从乐观的角度看,几个重要因素值得重视和玩味。
   
   
   
     首先,尽管没有经过公开公平的选举和较量,习近平是阴错阳差地拥有最丰富的社会资源的人选。他具有基层锻炼和党政军多种职务的历练,又因为胡锦涛的“裸退”而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有可能在重大问题上意外地得到令行禁止的权威,这在“常人时代”实在不可多得。而他有习仲勋这样一位开明开放、深受党内改革派尊敬的父亲,又使他与自由派有不解之缘,正所谓左右逢源。他的“西北帮”身份和幼年在陕北插队多年的经历,使他容易获得内地不发达地区的认同;而他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封疆大吏,又使他一直行走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前沿队列。左右多种社会资源集于一身,为何不整合起来成就一番事业?
   
   
   
     其次,习、李等新一届领导人,从社会化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属于“红卫兵一代”,与胡、温那一代领导人所归属的“解放一代”大异其趣。“解放一代”成长定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是马列主义教条如日中天的年代,典型品格是忠顺刻板、循规蹈矩、谨小慎微,驯顺有余而创造性奇缺。“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定型横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经历奉旨造反、相互迫害、整体幻灭、集体反思、改革开放等刻骨铭心的大起大落,典型品格是知识系统凌乱而能吐故纳新、不知天高地厚而敢闯野路。彻底告别造成文革悲剧的落后体制,才无愧于“红卫兵一代”的品格、才对得起“红卫兵一代”及整个民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再次,党国原有的经济红利和政治资源都已消耗殆尽、合法性危机重压下的政局危若累卵。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是因为从党国命令经济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恰好赶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将无价的土地变成可交换资源而获得土地红利、将极为丰富的青壮劳动力转变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业大军而获得人口红利、开怀接纳发达国家制造业资金技术的大转移而获得全球化红利,这三大红利在新生的市场上整合汇集成为巨流,带来中国经济的“起飞”,以别具一格的方式重复“亚洲四小龙”以及拉美一些国家经济起飞的动人故事。但是,2012年GDP增长无法“保八”、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无法继续“做强做大”、诸多实体经济行业利润空间迅速萎缩、富商移民和资金外流迅猛提速、中国正式转入“经济下行”的轨道。这一变化非同小可,它既意味着三大红利已经耗尽,也意味着不具备可持续性的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低工资、低地价、低福利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而且,原来由高速经济发展所掩盖和“买断”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将凸显无遗。改革开放时代经济高速发展所形成的正资产,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毛泽东时代长期进行政治迫害所积累的负资产,延续了中共的合法性。一旦经济发展所造就的“政绩合法性”无法弥补党国政权早就亏空的“革命合法性”(革命所造就的政权合法性),改弦更张便成为唯一明智的选择。揆诸世界历史,中国国民党所造就的党国,在“太子党”的手中改旗易帜。由革命所造就的苏联和墨西哥这另外两个长寿党国,也都不能传承到孙子辈。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预言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一预言基本应验,苏联发生的变革总是在二十余年后发生于中国。苏联1956年“解冻变修”、中国1978“改革开放”;苏联1968“布拉格之春”、中国1989“北京之春”;苏联1964年进入“停滞时代”、中国1989年进入“维稳时代”。众所周知,苏联勃列日涅夫掌权18年的“停滞时代”之后,历史的演进是改革和宪政转型,直到1991年“改旗易帜”。中国经过江、胡二十余年的“维稳时代”之后已经进入“改旗易帜”的时段,突破性的大变革已是一个成熟待产的宝婴。问题不在于中国能否改旗易帜,而在于谁会成为阻挡改旗易帜、试图杀戮宪政宝婴的千古罪人。
   
   
   
   最后,习、李当政之时,宪政转型出现转机、成功机会令人鼓舞。这种成功机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人心所向”,这种人心向背成为政治转型成功的决定性力量。民间自不待言,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理念获得长足发展、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为宪政转型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条件。官方现在也发出了民主转型的声音。习近平以“中华民族复兴”相号召,而且在当政后第一次出行就“南巡”深圳以“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如果“民族复兴”指的是“富国强兵”,则这一类目标已经实现。习近平将“民族复兴”作为未竟之业提出来,当然是别有所指,希望他所心仪的是中华民族的宪政转型。这一共识来之不易。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苏东波”,使党国刻意回避政治体制改革二十余年,试图通过经济改革、行政改革和对外经济开放等措施绕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但是,这种鸵鸟战略化解不了危机,而是加深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方位危机,连庙堂中人也已意识到不改革的风险已远远超过改革的风险,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毕竟,承袭传统的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终究只能通过民主政治转型来化解。中共十八大将政治体制改革重新摆上议事日程,乃是因为领导层终于接受了社会精英们的判断,认定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既然绕不过去,就必须硬碰硬冒险犯难。转机的第二个方面是顽固保守势力的顶层支离破碎、溃不成军,一时无法形成抵制改弦更张的强大阻力。随着薄熙来案的爆发,老一批政治人物退出政治舞台,以及胡锦涛的“裸退”,党内顽固保守势力(“维稳派”)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空虚状态,未及回过气来重新集结,不可能重演当年顽固保守势力联手推倒赫鲁晓夫、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悲剧。新舵主如果充当改革派领袖,一鼓作气、以霹雳手段开辟宪政转型之新局,几乎可以稳操胜券,党内顽固保守势力在上层不足为患。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改革派可以取得压倒维稳派的优势而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样一来,党国能否华丽转身而登上宪政转型的新征程,就看习、李等人是否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了。习、李等人要迈出这一步,必须克服两大障碍。一个是克服思想障碍,突破专制思维、确立自由民主理念、确定宪政民主的目标。当代世界的市场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自由主义大潮势不可挡,阻挡这一潮流会粉身碎骨,引领这一潮流则会成为时代英雄。实际上,中共的政治路线即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治相对停滞的时期,也仍然在市场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潮裹挟下蹒跚前行。2009年为招架《零八宪章》而亮出“五不搞”,天下大哗。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写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次让天下大哗!应该说,将具体的“五不搞”虚化为抽象的“邪路”,给政治动作留下的空间要更大一些。既然人权、民主、法治等这些普世价值都庄严地载入了宪法,落实人权、保护思想信仰的自由、建设宪政民主制度、推行私有化,都是忠实“行宪”之举,“五不搞”反而是公然违宪。习、李这一代新人,要是能够实行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就必须彻底抛弃“封闭僵化”的老思维、整体超越前政治的思想局限。
   
   
   
     这一代新人需要克服的另一个障碍,是既得利益的障碍,难度更大。由于中共党国控制着巨大无比的资源,依赖寄生于党国政权的特殊既得利益群体非常庞大,包括党政官员、各类“事业单位”骨干、国企老板、甚至于部分私企老板等等。但是,这个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是控制着国家权力与经济命脉的几百个家族。这些核心成员依靠现行体制获取最大利益和荣华富贵,因而会千方百计维护这种体制。其他普通成员若在业务方面有一技之长,能在新体制下生存发展,倒未必会拼死抵制体制的变革。习、李诸人要抛弃党国体制,也就是向自身的既得利益开战。正像人们通常所说,特殊既得利益的舵主,在常规情形下不会向既得利益开战。但是,舵主向既得利益开战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特别是专制体制遭遇危机的时候。胡耀邦、赵紫阳、戈尔巴乔夫、蒋经国等党国领袖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信念、甚至于为了宪政转型而向党国体制开战。人类的政治史表明,领袖和权力集团并非一物。党国领袖上升到权力的顶点,如果不是胸无大志的庸碌之辈和利禄之徒,就可能产生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责任感和顺应历史潮流而扭转乾坤的历史使命感,超越党性回归人性、使“党性”屈从于“人民性”、与利欲熏心鼠目寸光的权力集团分道扬镳。
   
   
   
     停滞时代的党国体制,不是一个培养英雄的体制,它以逆淘汰机制摧残俊杰、磨光棱角、奖励平庸,制造出一批忠诚于体制的“标准产品”。除了客观境遇的变化,在习近平身上可能促使“党性”发生变异的“杂质”,在于他幼年时代就遭逢党国体制的残酷迫害,父亲蒙党国不白之冤遭到长期监禁,习近平本人也少年失学而被当成少年反革命发配大西北进行劳动改造。凭着良知和直觉,他会对这个罪恶的体制恨之入骨。当然,很多“红色贵族”的成员及其子弟们一样,在改革开放时代平反昭雪之后又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就又心安理得地依赖这个体制争权夺利、安享荣华富贵,完全失去对这种体制的反省和批判能力。习近平完全有可能与这些“红色贵族”不相伯仲。但愿他为官几十年来洁身自好、不贪不腐等等信息完全属实,那么他几十年来的锋芒不露、低调行事就很可能是大智若愚、韬光养晦、藏器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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