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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遭活摘器官强奸致死的美女们


   在文革中遭活摘器官强奸致死的美女们
   
   【阿波罗新闻网 2014-11-02 讯】
   

   孟爽,文工团孔雀公主,1966年9月晚演出归来摸黑开台灯时不小心碰碎毛主席石膏像,在偷埋碎片时被人发现。文工团设立专案小组对她暴力审讯42天,吊打、大头钉扎脚、烟头烫腿肚、挨饿、强奸、灌屎尿致其昏死,要她承认“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熬刑不过的她用一块垫床脚砖头砸裂脑袋而死。
   
   李香芝,江苏省歌舞团美貌女演员,因写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中央首长不要带头找女演员陪舞,被污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关押两年威逼、殴打、饿饭、超噪音折磨,最后被酷刑逼疯,于1971年9月2日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参加一个公判大会,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官明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女医生,因1969年在日记上写有“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出金色的光彩。”被污为影射“毛泽东思想日落西山”,打为现行反革命,受尽酷刑折磨后仍不服罪,1970年被判死刑,次年三月十二日执行枪决。为防她喊“毛主席万岁”,在嘴里塞上竹筒。
   
   许连荣,23岁少女,新金县夹河庙公社人。1968年县武装部副部长王立龙为了抓阶级斗争典型,诬陷许连荣用美色勾引革命干部。其父李长家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判刑十年。其后许连荣受尽凌辱折磨,熬刑不过自诬招认,回家后连夜和父母兄妹一家七口写上遗书盖上血手印自缢身死。尸检结果处女。
   
   李秀清,20岁。父亲李文田在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其母薛淑英被工作组队长刑刚押到革委会批斗侮辱。刑刚听说她家有个漂亮女儿,就在深夜带着几个打手闯进薛淑英家,把其女李秀清扒光衣服,捆在长凳上进行轮奸,一歹徒还用烧红铁棍烫其要害,导致李秀清气绝身亡,薛淑英悬梁自尽。
   
   李九莲,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1969年给部队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出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因不屈判死刑,1977年12月14日执行。临刑前为防她呼冤喊口号,竟灭绝人性地把她的下颚、舌头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死后尸体抛弃荒郊。
   
   钟海源,江西赣州小学女教师,因声援坚守良知说真话的李九莲被判刑12年,在狱中被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被改判死刑。临刑时南昌92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最好能从活体上取。于是钟海源在枪决前被野蛮活体取肾!遗体被92野战医院拉走,供医生们作解剖标本。
   
   严凤英,黄梅戏天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天仙配》、《女附马》闻名。文革中以“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凌辱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被迫自杀身亡。死后连尸体也不放过,称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被当众裸体剖开腹部,翻肝捡肺一一排查。
   
   黎莲,因给部队服役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判死刑,1970年枪决时年仅18岁。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军医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
   
   林昭,北大美丽才女,57年因说真话被打为右派,后囚于上海提蓝桥监狱,狱警多次企图强暴她,为了尊严她只好把裤子和上衣缝在一起。狱警恼羞成怒,每天指使一大群女流氓对其进行长达几小时凌辱式批斗。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处决。次日刽子手上门向其家人索要五分钱子弹费,其母随即发疯。
   
   张志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她的监禁生涯从1969年到1975年一共持续了六年,张在狱中多次被轮奸,刑前已被逼疯,用馒头沾着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最后被枪决,监刑前为防喊口号拿一把生绣的小刀割断喉管。
   
   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从毒打凌辱到轮奸后被杀
   ——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
   
   【阿波罗新闻网 2014-11-02 讯】作者:(瑞典)茉莉
   
   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最让读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当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所描写的内容。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作为外族强权对波兰人的残暴奴役和压迫,尚未为世界所知晓。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一度被人视为“疯子”。
   
   现在我手里也捧着这样一部书稿──《没有墓碑的草原》。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倾向,我艰难地阅读这部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痛苦的著作。此书真实地揭示出文革那个噩梦般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是怎样被中共大汉族主义者统治的“伟大祖国”所吞噬。
   
   原本丰美的内蒙大地,渐渐失去了它鲜艳的色彩,而代之以一幅幅黑白色的悲哀画卷:黑色是内蒙文革大屠杀的恐怖记忆,白色是无数受难者的骨骸。四十多年前内蒙民族的苦难命运,像尖锐的锥子一样刺痛我的心灵。面对这一部活生生、血淋淋的内蒙民族史,身为汉人的我们无权选择失忆,我们只能在心灵震撼之后,去和蒙古族的作者一起反思,去探寻这段历史,追究造成这惨绝人寰悲剧的制度性根源。
   
   命运交给一个五岁男孩的角色
   
   内蒙大草原上没有墓碑。用文字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内人党”受难者铸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出身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二○一一年,杨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奖励他“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迫害屠杀原住民族蒙古人状况”。在杨海英的微笑后面,是内蒙的蒙古族人从未痊愈的深重创伤。
   
   这部《没有墓碑的草原》的写作,源自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杨海英家门前有一条大路,那是乌审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的文革动乱时期,那条大路成了一条“亡灵回家之路”,络绎不绝的蒙古人带着他们被杀害的亲人的遗体、遗骨,悲伤地回乡归葬,路过杨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杨海英的母亲板瓦尔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济助的传统习俗,满心悲怆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同胞路人。
   
   五岁的小男孩不仅亲眼目睹了众多同族人的无妄之灾,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内蒙文革的受害者。杨海英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划分成“剥削阶级牧主”,因恐惧被逮捕入狱而逃亡。高龄的祖母被揪去日夜接受“群众批斗”。母亲和幼小的他被驱赶出家门,寄身于破旧的仓廪。
   
   正如米沃什的诗句:“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在那里脚会踢到/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从小就成为民族与政治双重的贱民,杨海英深感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一九八九年三月他赴日本留学,后毕业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从二○○四年起,杨海英任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学。
   
   杨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难历史为终身使命。他采访了许多内蒙古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作为见证的第一手资料,用以探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人的大屠杀中的人道犯罪问题。
   
   在接受该书的汉语译者之一的刘燕子女士采访时,杨海英介绍说:“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的光阴隧道,从一九九一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二○○四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14人的故事透视整个民族命运
   
   那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时代。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害的亲人。杨海英在他周围的亲友中,找不到没有在文革受过迫害的蒙古人。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采访过很多幸存者,该书重点介绍的是其中的十四位,这些人代表内蒙文革中各个阶层和不同派别。
   
   这十四位蒙古人,除了杨海英的母亲之外,还有:曾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的图布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蒙古族名医金久斗,师范学院的蒙古人造反派哈拉夫,内蒙师院教授林色,草原造反派忽日勒巴特尔,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家庭出身的奇琳花,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原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毕力格图,失去全家亲人的其莫斯仁,革委会主任额尔德尼,“抗日作家”乌兰巴干,“延安派”干部奇治民。
   
   这十四位蒙古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身份地位。他们中有当年的满洲国东渡日本留学的民族精英,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延安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有出身于蒙古贵族王公之家,有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土改干部,有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进入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著名作家诗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
   
   无论这些人的背景、立场如何迥异,他们都是蒙古人,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其中不少人被以“内人党”、“右派分子”、“日奸”、“蒙特”、“乌兰夫的走狗”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严刑拷打,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在迟暮之年给作者叙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
   
   最让读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杨海英的母亲曾伤感地告诉儿子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啊!”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在接受杨海英采访后指出:“中国的政治运动是一架巨大的阴谋绞肉机,几乎所有人都卷入进去,都被它惨烈地绞成肉末。”
   
   每一份记忆都揭示大屠杀原因
   
   然而,为什么如此惨烈的大规模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呢?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份回忆,每一次讨论,都是答案的组成部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屠杀之根源。例如曾参加过造反组织的林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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