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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背图第四十四象預言習近平可望成為開萬世太平的偉大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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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有关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吕耿松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在晋见乾隆时,双方就见皇帝是否行三跪九叩大礼发生争执。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礼仪之争,而且也涉及到双方的政治制度,此前中国人并不了解西方国家的制度,更不了解它们的治国理念。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不仅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还进行了思想输出、制度输出。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向国人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人是魏源。鸦片战争后,魏源受林则徐的嘱托,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9万字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增补为88万字的《海国图志》。该书主要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其宗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制造枪炮、轮船和其他机器工业产品,加强海防、抵御外侮。此外,魏源还在该书中介绍了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随后论证君主立宪适合中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则竭力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制又称立宪君主制,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魏源对英国君主立宪制有如下描述:“都城有公会所,内设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之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以可否,辗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以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讦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乡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由爵房主议;增减课税,筹备帑饷,则全由飨绅主议。”(《海国图志》)他所说的“爵房”和“乡绅房”是指上议院和下议院,凡战争、立法等大事由上院决定,下院通过,财政、课税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事由下院全权决定,这就是“王在议会,王在法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正、副总统的选举,正、副州长的选举,议会的两院制及其任期和选举办法等,以及美国的财税制度、司法制度,也都作了介绍。他称美国“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海国图志》,卷五十九)
   
    比魏源稍晚一点的福建巡抚徐继畲1848年写了《瀛寰志略》一书,此书对欧美国家政治制度的介绍,内容更加翔实全面,远胜于魏源的《海国图志》。如果说《海国图志》以博见长,那么《瀛寰志略》是以精取胜。徐继畲在书中对英国议会制度、上下两院的介绍,—新中国人的耳目,同治、光绪时的洋务大员和维新人士,大多通过此书了解外部世界的,他们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闻所未闻的崭新世界,一种富强民主的新型国家体制。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称此书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康有为尊之为“讲西学之基”。
   
    徐继畬对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非常推崇。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米利坚(即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瀛寰志略》第9卷,第43页)。《瀛寰志略》突破了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而不是世界的中心。它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价值体系,宣扬了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国民主制度,在黑暗的东方专制大国点燃了一丝幽弱的民主烛光。
   
    19世纪60年代后,学习西方、求富图强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郑观应进一步提出中国如何师法西方政制的具体方案。他在《盛世危言·议院篇》中评述了欧美主要国家议院制的运作及得失。他不仅阐述中国行议会之益,而且开出了一剂行议会之方:“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奇才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同时期及稍后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重民》、陈炽的《庸书外篇·议院》、汤震《危言·议院》、何启与胡礼垣的《新政真诠·新政议论》等皆围绕郑氏的“议会救国论”展开论述,并结合国情对议员资格及其产生作了各自的制度设计。
   
    甲午一役改变了中国人的富强观。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及少数官绅有感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认为“立国之本”、“富强之基”不在练兵制器,而在政治制度,制度创新的诉求弥漫于上层社会。所以,到了戊戌变法时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近代民主理念已经很成熟,他们直接提出了建立以君主立宪为核心的民主制度,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
   
    为了变法图强,康有为曾经研究了一些国家兴亡盛衰的历史,编成几部书稿。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载,康有为当时编的书有《俄大彼得变法考》(二卷)、《日本明治变政考》(十六卷)、《突厥削弱记》(六卷)、《法国革命记》(四卷)、《波兰分灭记》(四卷)等五部。其中用力最深、篇幅最大、在变法中影响也最大的,当属《日本明治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为编年体,起自1868年(明治元年),止于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第一次帝国议会召开),康有为所加按语一百五十余条。从这些按语中,可以看到康有为对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十分推崇。他在《自编年谱》中也说,“上采按语,以为谕旨”,声称百日维新中发下的各种变法上谕均是采取《日本明治变政考》按语而成立的。
   
    明治十七年(1884年)三月,日本设“制度取调局”(制宪机构),以游欧洲回国的伊藤博文为长官,命其参酌制定宪法。对此,康有为十分欣赏,写下按语说:“变法全在定典章宪法,参采中外而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敕行,故非在宫中日日面议不可。日本选伊藤为之,至今典章皆其所定。我中国今欲大改法度,日本与我同文同俗,可采而用之”(《日本明治变政考》)康有为在《日本明治变政考》中大倡改革官制,添设“议政之官”或“立法官”;“百司皆行政之官,而非议政之官,无人专任论思者,故特开参与局以谋新政,实变法之下手也”,“心思者主谋议,立法者也。手足者主持行,行法者也。耳目者主视听,司法者也”。在这里,康有为引进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概念,而且认为“三官之中,立法最要”。他再三批评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历来缺乏“议政之官”,如同虽有人体而缺少“头脑”,导致了君权太重,上下不通,少数专断等弊端。根据这种见解,他主张“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责成他们讨论国事,推动新政。
   
    康有为在《日本明治变政考》的跋文中,总结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经验有六:“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这也正是康有为变法主张的基本纲目。当然,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中提出更加全面的建立以君主立宪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上清帝书和一系列奏章中。
   
    188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说:“洋差、商局、学校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薮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24页》),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指出弊病所在。“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的政治太专制,所以变法要从政治制度改起。1891年康有为写成《新学伪经考》,次年又写了《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把儒家思想中的三世说加以改造,提出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新三世说,以此来论证实行政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1895年,在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接着又写了第三书、第四书。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改革纲领,在政治上要求设“议郎”,以“君民同体”的君主立宪制度来代替皇权专制,把参政权扩大到非特权阶层。
   
    1895年后,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办《中外纪闻》,成立强学会,出版书籍,大力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康有为连续写了上清帝的第五、第六、第七书,并不断上奏折、进书敦请光绪皇帝定各项变法措施。特别是上清帝第六书,明确提出了变法三纲,促使光绪皇帝终于同意变法,实行新政。这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发展到高峰时期。
   
    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集中反映在戊戌时期他的上清帝书和奏稿中。他主张效法日本和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向清帝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书。君主立宪虽然也是君主当政,但要否定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他说:“王者称为天子,不过取尊称云尔,实则凡人皆天之子也”(《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33页)。提出“人君与千百万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36页)。
   
    康有为君主立宪思想的核心是建立西方式的议会制。他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6页)。要变法,就要进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在公车上书中,他提出从地方各府县每十万户中选举出一名“议郎”,在北京武英殿“轮班入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外,三占从二,下施部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制”(《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52页)。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设议院”,使“政皆出于一堂”,“事皆本于众议”,由议院来讨论和决定各种政事。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再次明确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的要求。他认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原因,不仅是经济技术发展所造成,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进。他说:“欲除壅蔽,莫如仿照泰西,设立议院,……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由督抚代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阔普通武奏折)。最重要的是。他不仅提出了议会制的思想,还提出了通过制定宪法的形式来巩固议会制的主张,他认为这是使中国转衰为盛切实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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