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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公民不合作格格不入

   刊于香港《开放杂志》11月号
    儒家與公民不服從格格不入
    作者: 鄭恩寵
   
   


   
   更新於︰2014-11-15
    香港佔中前夕習近平高調尊孔,引來大陸知識界反彈。佔中學生領袖黃之鋒在基督教家庭成長。教會生活教他要守好自己的本分並培養了他的社會交際能力。
    九月二十八日凌晨,香港民眾啟動「佔領中環」,對這場「公民不服從」運動中共官媒近乎失態,稱「佔中」是由「外國勢力」煽動的「顏色革命」,由敵對勢力發動的「動亂」,是有「暴徒」參加並與中央「對抗」的「非法集會」……但國際社會卻高調讚揚佔中和它的學生領袖黃之鋒。同時,習近平以高調「尊孔」,「依法治國」,來應對不確定的未來。
    習近平高調尊孔知識界強烈抵觸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演講,稱「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這是中共建政後,作為國家元首首次出席孔子誕辰的紀念會,繼去年十一月習參觀曲阜孔廟並發表講話及今年「五四」到北大牽手中華孔子學會會長湯一介後,第三次與孔子和儒家親近的「大動作」。一系列高規格活動的背後,透露出繼續用「馬列毛鄧、三代表、科學發展觀」統治中國的「失靈」。中共對孔子的態度,經歷了全面否定、部份肯定和大力尊孔的過程。
    習近平突然以尊孔來挽救已「失去人心」的局面,受到了中國知識界的強烈抵觸。例如,華東師範大學許紀霖教授在九月四日《南方周未》撰文《儒家孤魂,自身何在》,文章稱:「王官之學,此路不通。王權與儒生相互利用,結為同盟,因為終極目標不同,終有決裂那一天。儒家與基督教、佛教不同,不僅是入世之學,且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經世之用,實現治國平天下。儒生們的政治抱負雖大,卻有著自身不可克服的軟肋:與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經濟實力,又可與王權相抗衡的獨立建制;與古希臘公民社會比較,也沒有參與政治制度化的管道。儒家士大夫雖然謹記孔夫子的「士之於道」,堅信儒家的信仰之道尊於王權(勢),但在政治實踐之中,「道」卻不得不借助於「勢」,看君主的臉色,借「勢」的跑道行「道」的理想。對儒家士大夫來說,伴君如伴虎;人君一時之喜怒哀樂,足以毀棄自己一生的辛苦和努力。
    兩千年的儒家曾是古代漢民族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識形態。一百多年前,在普世價值和外來先進文化的衝擊下,儒家文化實際已經解體,失去了社會和制度的根基,雖經幾代新儒學者的力挽狂瀾,然而儒家學說早已成了孤魂,只在少數失寵的精英上空遊蕩,不再在大地上有其肉身。
   儒家文化既沒將中國帶入現代科學、民主的社會,更不會將中國帶入真正的市場經濟社會,也絕無可能將中國引入富強、自由、憲政民主制的國家之列。
    儒家思想早已被包括中共在內的革命者文化所連根拔起,摧毀怡盡。中共改革後,儒家只是在少數學院層面中有熱鬧,而目前卻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頻頻吹了復興「儒學」之風,欲想用「儒教」挽救行將「亡黨失政」的中共。根本問題在於:儒家之魂,將依附於何張皮上?是眼睛向上,伴「中共」行道;還是視野朝下,為民行道?總而言之,儒家的歷史與「公民不服從」的潮流幾乎是格格不入。
    「東方諾貝爾獎」得主大法官薩克思
   
    十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十七歲的巴基斯坦女生瑪拉拉和六十歲的印度薩蒂亞爾獲獎。他們均屬和平非暴力主義者和「公民不服從」運動的踐行者。瑪拉拉十二歲時用筆名撰寫博文,講述塔利班統治下的生活,宣導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二○一二年,曾遭塔利班槍擊,同年聯合國宣佈將瑪拉拉的生日定位「瑪拉拉日」。十月十日,獲諾貝爾和平獎時還在中學上課。一九八○年,薩蒂亞爾在童工現象普遍的印度發起了「拯救兒童運動」,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創建了「全球反童工遊行」,致力於解救全球數百萬遭奴役的兒童。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之際,很少有人關注到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臺灣唐獎。九月十八日,該獎四大獎項之一的法治獎頒給了南非大法官奧比·薩克思。獎金高達千萬人民幣足以媲美諾貝爾和平獎,首次用高額獎金表彰這位獨臂的傳奇人物,肯定他在南非和平轉型中做出並不亞於曼德拉的偉大貢獻,啟示人們在一國的和平轉型中根本離不開作出重大貢獻的法律人。
    早在南非曼德拉政府上台前,薩克思在流亡的革命組織ANC工作,便協助組織制定了相關的法律規則,融入了人權保障思想,包括很多革命者都不甚理解的「在任何情況下都禁止酷刑逼供」,在他的努力下,這條「法律」被流亡組織人員廣為接受。「法治用於保障每個人的自由,而不是用於報復」,薩克思本人就是身體力行者;他的一隻手臂在暗殺中被炸斷,但他堅持用法治理念來保障行兇者的權利。這種主張以及寬容和解的法治精神,為日後南非民主化和促成各方的和解打下了基礎。
    曼德拉當選總統後,任命薩克思為憲法法院的大法官,但薩克思在日後的大法官任期內對曼德拉「毫不留情」,多次做出曼德拉的法令或行政行為有違憲法的判決。不偏不倚的判決使南非憲法法院獲得了公信力,逐步恢復了公眾對法律的不信任感,成為支撐南非法治大廈的頂樑柱。
   唐獎,由臺灣人尹衡樑捐資一億美元設立,授予在法治、可持續發展、生物制藥科學和漢學研究領域,所做出最具創造性和影響力的個人或研究機構。
   佔中領袖黃之鋒:在教會中長大
   
    如今的中國大陸,對香港民眾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無法達成共識。那是因為尚未認同法治是一種更值得追求的價值。二○○○年,美國總統競選,究竟是戈爾還是布殊的票數多?類似「一人一票」的選舉爭議,在許多國家曾經導致過政治動盪和危機,多年無法緩和,但當年的美國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由法院大法官與民主、共和兩黨派出的律師進行一一點票,結果一錘定音,布殊勝選,平息了爭議,使權力交接平穩完成。類似案例也曾出現在二○○四年的臺灣總統選舉,國民黨不服民進黨的勝選結果,發動了數十萬人的抗議、靜坐和包圍政府總部,但最終還是由臺灣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由法官和爭議雙方所派出的律師分成多個小組進行點票,每個小組由一名法官和國民黨、民進黨各委派的一名律師組成,對有爭議的選票進行一一點票,最終裁定民進黨的陳水扁勝選。
    此次,香港「佔中」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公民不服從」運動,給中國大陸的民眾有哪些啟示和震撼?香港是美麗的,無論白天或夜晚,青年學生和白領始終是「公民抗命」行動的主力軍。17歲的中學生黃之鋒成了「佔中」運動的領袖之一,基督精神,帶他走上了街頭運動。據其接受香港媒體採訪:十五歲那年,黃之鋒成了「學民思潮」的召集人,成功地號召了十二萬港人走上了街頭反國教,是什麼給了他獨立發聲的勇氣和養分?
   黃的父母親都是愛書人,母親從小陪兒子背默書,讓他明白「看書得到的東西是自己的,你能帶它一輩子。一本書可改變你的思想,就很好了」。中學二年級時,黃燃起了政治熱情,一口氣讀了二十多本書。教會是黃另一個家,兩歲時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父親在客廳裡存放著宗教書籍上千本,黃就在這樣的基督教家中長大。從六、七歲起,父親就帶他探訪基層家庭、板間房和社區商鋪。父親告訴他要關心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人,他們一生未聞福音,生活孤獨和困苦,做為基督徒,不可以坐視不理,而只顧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父親十分投入教會的侍奉,非常關注香港和中國的福音傳播和宗教復興,因此常講香港和中國的概況給他聽,更教導他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
    父親經常在家播放紀錄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他總看得眼乏困覺。片中講述中國家庭教會從文革至今數十年來的變遷,信徒正以億計急速增長,卻常被共產黨打壓、批鬥。到中學時,教會的課程讓黃之鋒終於可以和牧師、主講人談,分享疑問與難處。除了讀經、上教堂、祈禱還要守好自己的本分。黃的策劃、組織、交際能力都是從教會生活中培養。社運時發傳單、搞活動、四處宣傳、相當得心應手。後來在中學三年級起參加遊行集會,在教會裡知道有持不同意見和立場的弟兄姐妹,有支持的人就有不滿意的人,一個圈子裡總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你不同,黃也處之泰然。
    平日裡因將週六兩點至六點的崇拜小組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毫無保留交給上帝。就算有考試、有遊行集會也照樣參加崇拜小組。
   在黃之鋒的背後,還站著像76歲李柱銘大律師那一代及後幾代的法律人,李柱銘曾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民主黨的創建人,為香港民主事業貢獻了一生。香港的「公民不服從」與南非、印度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有很大的不同,但律師和宗教信仰者成為「公民不合作」運動的主導,在這點上卻十分相似。
    「公民不服從」離中國大陸究竟還有多遠?也許很遠、也許當下就離我們不遠。沒有持久和強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中共不會自動改變「黨治」和「專制」的架構,中共海內外的反對派組織和人士,如何從臺灣、香港等地「公民不服從」的歷史經驗中反省自己,改變民主力量成員老化和「人才斷層」的局面,這是中國走向民主進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2014/11/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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