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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叹

   
   ——王亚法
   文革结束,一九八零年,文史资料出版社重新出重版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丛书,全套五十五本,定价五十五元。
   《文史资料选辑》装帧简单大方,黄色封面的正中有个小括号,内里四个方正的黑体字——“内部发行”。故而购买该书须有单位证明。我有幸通过关系弄到一张介绍信,又找了书店的朋友,才遂愿购获此书。
   当时许多出版物,都打上“内部发行”的字样。中共掌权后,一贯强调“内外有别”。内部发行,是指只给内部人看,不容外部人知道,意为“内部参考”,目的是有不可告人之处,可一笔略过;另外就是盗版的翻译书,为了盗窃外国人的版权,赖掉稿费,也印上“内部发行”,以欺外瞒内,蔽人耳目。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善本的《金瓶梅词话》,上下三册,限总编和局级领导购买,为避上智下愚之嫌,也打上“内部发行”,印记;一九七五年文革末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从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翻印过来的,为避盗版之嫌,在版权页上也打上了“内部发行”的标记,可恨的是盗版本掩耳盗铃,删去了原版中胡适的手迹和印记,如此洁本,至今翻阅,殊为可笑。


   前不久去台湾采访《中央日报》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九十一岁的黄天才前辈,有幸他赠我一整套《传记文学》杂志。
   我未出国时,就知道台湾有一套叫《传记文学》的月刊。所以一九八八年抵澳洲后,我去唐人街“艺风书店”,每期必买,还有一本必买的杂志,就是香港沈苇窗编辑的《大成》杂志。
   《传记文学》于一九六二年六月,由刘绍唐先生创办,办刊宗旨为“提倡传记文学,保存近代史料”——至今已出版了四百多期,虽前两任社长刘绍唐先生和成露茜女史均前后过世,但此刊继续出版,薪火相传,风貌依旧。
   《文史资料选辑》和《传记文学》,从粗处看,两者均为登载历史事件、人物传记、个人日记、回忆录、照片……作者也颇为相似,多为满清遗老、北洋权贵、民国要人、豪门商贾、军阀战犯……不过细细研读,就端倪突显了,《文史资料选辑》是中共全国政协的官办刊物,文章均出自洗过脑的“改造者”笔端,要么语出违心,要么含糊其词,要么惶惶自责……至若再经过领导的政审把关,这种文章难有可信之处。据传,一九五一年翁文灏由瑞士转苏联回国,在中央文史馆拿份车马费。其时邵力子奉周恩来之命,要他写“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文章,翁文灏于心不忍,要求只做自责,不骂老蒋,此事胶着了好长时间,斟酌不定。试想在这种境况下写出的史料文章,后人敢当史料引用吗,诚如我采访过的一位老干部所言:“我党的历史都是吹出来的,百分之五的真实性都没有。”
   而《传记文学》则不同,一系民办,无党国干涉之虞,无政审纠缠之羁;二系作者大多是毛子水、王云五、陶希圣、梁实秋、张道藩、陈沧波、蒋复骢等一批名人学士,他们学识渊博,为人拔俗,丢失江山后写出的文章,痛定思痛,一节三叹,读来回肠荡气,隽永可信。
   读《传记文学》和读《文史资料选辑》的区别,犹如一个喝绿色牛奶,一个喝三聚氰胺的混合物;一个吃天然食品,一个吃人工调料;一个呼吸新鲜空气,一个吸纳雾霾毒气。
   一个骂人骂了几十年的无赖,最终那些口孽都报应到自己身上,也属天数,可见老天是不能欺的。
   最后还是用那句骂人者常骂别人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014/11/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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