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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公赠书

   ——王亚法
   我说的“天公”,决不是指老天或者苍天。他是台湾后辈学人对黄天才先生的尊称。
   黄天才,广西阳朔人,中华民国资深报人,曾任《中央日报》社长;中央通讯社长,董事长;著有《新闻人物访实录》、《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世纪宋美龄:走过三个世纪的传奇》、《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从叛逆少年到名人因坊:林海峰围棋之路》、《我在38度線的回忆》……
   天公一生,学力如海,著作等身。他在驻日当特派员的二十六 年间,正是张大千滞留国外,穿梭巴西、美国和日本之时,由此,他和张大千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张大千在日本印刷出书,购买笔墨颜料,以及与日本艺术家之间的人事活动……均由黄天才代为打理和沟通;张大千的最后杰作,为日本华侨商会会长李海天画的《庐山图》,就是黄天才做的介绍人;当张大千得知京剧演员郭小庄急需一副戏装水袖时,就托黄天才在日本定制,然后急速由中华航空公司运往台湾……他俩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他参与张大千的治丧委员会,送张大千的骨灰到摩耶精舍的“梅丘”封厝为止,长达二十余年。
   我和天公相识于二〇〇九年一月,那时台湾历史博物馆老馆长何浩天先生仙逝,我去台湾奔丧。那时我的《张大千演义•海外篇》刚完成,为了写第三部“归根篇”的需要,我急需要找张大千归回台湾后的一些知情老友采访。承蒙张大千学生孙家勤先生的介绍,在台北市济南路“永丰金融投资公司”的办公室见到了了天公。
   那时他已经退休。据他自己介绍,在一家朋友开设的公司帮忙,这是朋友给他留着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阔气,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红木案台上摆着几对瓷瓶。红木写字台放在办公室的中间,我坐在他对面,陪同我的罗旭彰先生在一旁录像。
   那天天公很高兴,谈起他和张大千的往事时,娓娓道来,毫无倦意。临别时,他送我一本北京明轩拍卖公司的图录,说他最近拍掉了一批收藏多年的扇面,其中有不少是大千早期的作品。那天他谈锋甚 健,一直到天黑还不让我走。他那宝贵的回忆我都做了录音,留待我写第三部《张大千演义•归根篇》时所用。
   今年年初,听说他的新著《张大千的后半生》出版了,我又去台湾拜见他。
   那天他在电话中的声音很孱弱,说近期体衰多病,正患感冒,在看医生,问我何时离台,我说还有五天。他说希望我离台前一天给他电话,设法见一次面。
   临走前一天,我给他电话。他抱歉地说,他住院了,如果我不介意的话,希望到台北长庚医院的病房里和他见面。
   我敲开病房的门,天公和他的夫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一年多不见,天公虽然面带病容,但谈兴依旧,他跟我谈撰写《张大千后半生》一书的甘苦,自诉岁月无情,和大千熟悉的老友已经存世不多,为此他再体力不支,也要坚持把书写完。他送我签名赠书,还托我带书给大陆的张大千子侄,以及几位研究张大千的专家,郑重、李永翘、杨诗云、曹公度、曾迎三……
   那天我怕过多消耗老人的体力,于是把主要的事情谈完后,就告辞了。从告别的眼神中看出,他还有许多话要跟我说,是啊,老人病中的孤寂是可以理解的。
   上个月,我又去了台湾,老人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告诉我,按中国的虚岁计算,今年已经九十岁了,自觉体力日非,没有人搀扶已经站不起来了,欢迎我下午三点后去她家中,因为午睡后精神比较好。
   我是和罗旭彰先生吃午饭时给他通的电话。他约三点钟见面,眼下还有两个多小时的空闲。罗先生知道我有逛旧书摊的癖好,牯岭街和罗斯福路的几家旧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正好牯岭街离天公的住所不远,我们决定去那里消闲。
   这几年台湾的旧书行业,日益萧条,原先生意兴隆的书店,每年都在关闭。前几年我牯岭街去淘书,认识了“松林书局”的老板蔡先生,一位近八十岁的老人。和他聊天,他一开始就埋怨当今所谓博士政要,如陈水扁之流,讽刺他们没有国学常识,个个狗屁不通,还喜欢卖弄学问,附庸风雅。他问我大陆的情况,我告诉他,大陆官员的素质比台湾更为不如,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把中华民族三千年的传统文化拦腰斩断,有正义感的读书人已经被赶尽杀绝了,眼下重用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郭沫若……
   老人听罢,黯然不语。
   今次我路过蔡先生的书店,只见大门紧闭,给人“去年今日此门中”的惆怅,我默祈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一路浏览,来到牯岭街稍头的“书香城”书店,进门看见两大捆“传记文学”,约摸八十来本。我问主人价格,答曰,每本八十元。我粗略翻了一翻,因不是全套,也就放弃不恋。
   “传记文学”,是台湾一份知名的历史文学月刊,由刘绍唐先生于一九六二年创办,犹如大陆中央文史馆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一样,登载了许多自传、评传、年谱、回忆录、名人日记、照片……不过内容比大陆出版的翔实可靠,因为它没有经过有关单位的“政审”。我初来澳洲,仅管手头拮据,但两本杂志是必买的,一本是“大成”另一本就是“传记文学”,后来因有事回国,把这些书和字画寄放朋友家中,回澳后屡次催讨,久索不还,碍于脸面,只能徒呼何何。
   于是收集全套“传记文学”是我一大心愿。
   下午三时,我在罗旭彰和彭朝光兄的陪同下,准时来到天公府上。
   天公偃卧榻上,因为不能起立迎接我而表示歉意。
   一阵寒暄过后,他谈起了对自己多年搜集资料和藏书的处置问题,说关于张大千的资料已经答应捐给羲之堂出版公司了,多年的藏书,前不久也给一家旧书店收去,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一种无奈和不舍。
   说罢,他在护理人员的搀扶下,带领我们三人参观他的书房。
   书房里书去架空,一片凌乱,从写字台的积尘看,他已经好久没有办公了。
   他痛惜地说:“书店的姐弟两人,从这里拉去了整整七车的书。”说着又轻轻地补充一句,“我老了,已经没有时间读这些书了。”
   我听罢颇为凄凉。
   我扫视四周,只见空旷的书橱顶上,还孤零零的横着一排全套的《传记文学》。
   我不由问:“这套书,书店怎么没有收去?”
   他苦笑道:“书店老板说,店里还有几套存货,没有卖出去,所以不收了。”
   我心头一亮,真遇上了“人在灯火阑珊处”,便抑住欣喜问:“天公,你想要多少钱出让……”
    “不要钱,最好现在马上有人拿走,我正担心剩下的残书没人收拾。” 天公接口道。
   “不行,无功不能受禄,您老开个价吧?”我不好意思道。
   “什么开价,你现在就拿走,我还要感谢你呢。”
   几经谦让,我恭敬不如从命,接受了老人的馈赠。
   他见我答应了,说:“这套书还缺几本,是我查资料时,用后没有及时放回原处,等我叫人找齐了,一同送给你。”
   我接受了他的馈赠,使他松了口气。他关切问:“你什么时候来取书。”
   在一旁的罗旭彰兄接口道:“现在就取。”
   正是巧极了,我每到台北,总由罗旭彰兄开着一辆工具车,带着我四处游荡,想不到眼下正好派上用处。
   在一片道谢声中,罗先生和彭先生帮我把书搬上车。
   出得门,我嘱咐罗先生,把车直接开往邮局,将书寄往我澳洲的“食薇斋”寓所,因为那里没有文化特务,可以自由治学。
    一次偶尔的拜访,想不到意外得到我追遂多年的全套《传记文学》。我解释不清是什么因由,使我得到这份福报,莫非是我花几十年的功夫研究张大千,是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在九泉牵线……莫非是佛陀说的“因缘”;莫非是……
   我又想起了人生的无常,聚散的无奈,想当初天公为了收集这些书,一定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每个书籍爱好者一样,集腋成裘,得之欣喜,甚至秘不示人,然而然而的一切,又坠入九九归一的黑洞……
   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感谢天公的赏赐,在回澳洲的飞机上,我作了一首打油诗,聊作对天公的感谢吧——
   我盼天公似彭公,八百高寿南山松,
   我劝天公重抖擞,秉笔千秋写大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此文于2014年11月1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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