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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支撑专制政权的三要件看中共国寿数

由支撑专制政权的三要件看中共国寿数
   
     从现世的层面说,一个专制政权赖以存在的因素千头万绪,但归结起来就是三要件:恐怖、洗脑、利诱,正是这三根支柱,支撑着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的存在。如果这三要件中,有两要件缺失了,专制政权必面临危险。
   
     这个规律,适用于从专制帝制政权到共产党政权等各种专制、极权政权。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
   
     秦帝国之所以二世而亡,只存在了十五年,就因为三要件中它缺了两样:秦朝“焚书坑儒”,依凭法家理念,独以严刑峻法治国,动不动“连坐”、灭族——也就是没有洗脑和利诱,只依靠恐怖维持政权,此种专制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当下层不造反也是死路一条时,恐怖就没有用了。这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逼之”的道理。
   
     因此,继秦而立的汉朝,就汲取了教训,开始创设维持政权的软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应此种需求:君主本位和追求圣人独裁、维护等级制度的儒家,自然成为首选,于是就有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二世而亡的巨大教训,令汉武帝暨后世的君主认识到:要想专制长治久安,光以刀把子吓阻是不够的,必须改造臣民的思想,必须取得在没有刀把子威慑的情况下,臣民自觉驯服的效果,方能长治久安。其后,汉朝果然比秦朝长久得多,两汉存在了近四百年之久。
   
     官府尊奉儒家为正统,而贬抑其他学派的行动,说白了就是洗脑。当然,不同的朝代,专制的程度和性质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洗脑的程度和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象实行开明专制的唐、宋因为制度相对贤明,不需要太多的思想控制,而厉行民族压迫暴政的鄙劣蛮族殖民政权满清,就需要空前的洗脑愚民措施。
   
     和秦帝国相似的是蒙古帝国。蒙元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陆上武力,统治中国不满百年政权便告倾覆,被驱逐回塞外草原,与秦朝以“夷平六国”之强大武力却二世而亡的现象,非常神似。蒙古人有游牧民族彪悍尚武的优势,和草原战马供应的大后方,又建都于以北控南战略地位优越的幽燕地,为何统治中国竟不满百年?就因为恐怖、洗脑、利诱这三要件中,它失去了两样:
   
     蒙古人之征服中国,靠的是恐怖和利诱两件。窝阔台、蒙哥时期大屠杀,忽必烈时期转而以屠杀为辅,主行招抚之事,积极招降南宋将、官,给大批汉人以官做,大行“以汉治汉”的策略,这也就是恐怖和利诱并举之术,故忽必烈时期,蒙古对宋战争大为顺利,北方游猎民族,终于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征服中国。
   
     蒙古人实行商贸自由的开发政策,因此元朝大体能沿袭南宋的经济繁荣(这是有别于满清的重大区别),甚至国际贸易还有超越之处,这是“利诱”的一面。但终元一朝,蒙古人拒绝中国的科举制度(仅在元英宗时不成功地试图恢复),于是唐宋以来已经官本位化的广大汉族知识士人断了做官的出路;而且忽必烈之后,元朝君主歧汉排汉心理加深,宁可任用“色目人”(欧洲人和西亚、中亚的白种人),也不愿任用汉人。。。这些,都使得“利诱”的效用大减。
   
     “洗脑”的要件,蒙古人始终缺失。蒙古皇帝虽推崇“黄教”——藏传佛教,但这与已经成型的汉儒传统格格不入;终元一朝,蒙古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从不搞文字狱(这是与满清的又一重大区别),由于蒙元的外族入主的“非正统”性质,此项优容政策,在大有利于文化繁荣(“元曲”由是而兴)的同时,对蒙古专制帝制殖民政权自身的维系,客观上却是不利的。
   
     恐怖、洗脑、利诱这三要件中,蒙元有两件匮缺——洗脑缺位、利诱走向弱势,因此,蒙元政权注定不可能象唐宋那样长久:元朝末年,当年蒙古灭宋战争中的大屠杀恐怖,中国人已经淡忘了,而当时天灾黄河泛滥、民生凋敝、而蒙相脱脱又出台“变钞”这样火上浇油的错误政策,导致“利诱”要件完全丧失。。。此时的蒙元,已是“恐怖、洗脑、利诱”三件套全失,不灭亡简直是咄咄怪事了!
   
     蒙元的后继者满清,则狡诈地全面汲取了蒙古人丢失政权的教训。满清统治中国长达两百六十八年,到底什么原因?原因不是如伪儒或满遗伪史学家阎崇年鼓吹的那样:什么清朝君臣都是历史上最贤明的云云,而是清朝长时期牢牢地把握了维持专制的三要件:恐怖、洗脑、利诱:
   
     满清入关以来,从多尔衮时期一直杀到康熙中叶——从攻城掠地的战争屠城到“薙发易服”的民族压迫二荏大屠杀,屠杀汉、回暨西、南民族数千万人,比蒙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收足了“恐怖”的效果;
     在大屠杀的同时,满清大行愚民洗脑。
     一方面大搞文字狱:文字狱从顺治二年僧人函可案开始,到乾隆死后才退潮,杀害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足足大搞了一百五十四年之久!诚乃登峰造极、远远超越秦始皇;
   
     一方面大肆禁书、毁书,并寓毁于“编”,乾隆以编撰《四库全书》的名义,强行收缴全国私人藏书,采取“抽、删、改、毁”的方法,剔除一切不利于满清殖民专制的部分,炮制伪史、伪学,以致于后人哀叹:“。。。清人编《四库》而古书亡!”经过满清的“编书”,明末清初黄河流域的屠民罪责,栽赃到李自成头上,而四川灭绝性大屠杀的主凶则成了张献忠,攻一城屠一城的八旗兵,反成了“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的“仁义”“王师”!
     不能不说,此种寓毁于“编”的禁书法术,比起秦始皇简单的“焚书坑儒”,要阴毒狡诈得多。
   
     另一方面,则大树精心阉割了民族主义的、去了势的伪儒理学,给汉族知识士人大灌迷魂汤,刻意培养奴才文化,终于培养出大批象曾国藩、李鸿章此种连满清政权性质都搞不清楚、认贼作父、以耻为荣的殖民政权的死忠奴才来:曾国藩倒错地认为清朝皇帝“君德”重;李鸿章身着贼鞑子顶戴花翎旗袍黄马褂,恬不知耻地反去指着穿西装日本使者“忘本”。。。(不知真忘本者是谁人?)
   
     利诱方面,满洲殖民者的法术空前高明,精心迎合汉民族的劣根性。多尔衮一入关,就竭力投合儒家士子官本位的习性,封官许愿、大包大揽,只要愿意为伪清效力,不管小人、奸贼、人渣、阉党、痞棍、无赖。。。一概任用;顺治二年满清即恢复科举制度,敞开地方官和文官的编制,让官本位的汉族儒家士人们过足官瘾。
   
     总之,利诱方面,满清是招降纳叛、藏污纳垢,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怎么维稳怎么搞。由于明朝以后,官本位在中国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给官做,也就是最大的利诱。以当奴才为条件,让广大汉人过足官瘾,成为满清政权延续两百多年之久的重要因素。
   
     牢握三大件,令满清王朝妖运亨通,邪寿绵延,但到了清末时,形势变了:
   
     一则,满清入关时的大屠杀恐怖,两百多年后汉人已经普遍淡忘了(托贼鞑子文字狱之“福”),汉人们对贼鞑子已经不再那么惧怕——恐怖要件弱势;
     二则,被列强打开国门,闭关锁国的大好洗脑条件不存,地方坐大北京中央弱势,搞文字狱有心无力了(此从邹容、章太炎“苏报案”可见),洗脑弱势;
     三则,迫于自强培养近代人才形势所需,不得不废除科举,断绝了广大官本位腐儒的仕途,对汉人利诱陡然丧失。
     晚清时期,恐怖、洗脑、利诱三大件,两件弱势,一件丧失,因此,满清这个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为阴毒、鄙劣、下作的专制殖民伪政权,其不亡也难!
     
     这三件套的规律,对外国的专制政权同样适用:
   
     当年布尔什维克(苏共)窃据俄国、建立苏联,极权专制统治七十年,依凭的也是恐怖、洗脑、利诱这三要件。列宁黑帮暴力党政变夺权打江山,及其后的斯大林统治,主要靠了恐怖、洗脑——列疯子一伙的“十月革命”及其后的三年内战,屠杀了两千万俄国人;其后斯大林为了翦除政敌、巩固极权共产制度,又杀掉数百万苏联人;从劣凝到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于俄国历史上空前地大搞文字狱、屠杀知识分子、厉行无孔不入地洗脑灌输、神话共产匪党、营造领袖崇拜;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大反“个人迷信”,放松极权镇压,这导致恐怖和洗脑弱化,但赫氏在放松的同时加强了利诱,放松共产经济导致了经济效益的恢复性增长,苏联人的生活比之前大有改善,这可算利诱走强。
     所以赫鲁晓夫的“解冻”运动,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摇晃和震荡,但尚未对苏联政权造成足以坍塌的威胁。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人见势不妙,合伙废黜了赫鲁晓夫,终止“解冻”运动,重又强化镇压维持恐怖,同时继续加强利诱,搞出全民福利和工作保障的政策,所以苏共政权松动趋势停止,出现了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僵化时代”。
   
     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前期积蓄的经济老本耗光,勃氏比拼美国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畸形经济,造成苏联人日用品奇缺,生活枯燥痛苦——“排队”居然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两代人铸就的“利诱”要件丧失殆尽;
     当时苏联立国六十年,托苏共(布尔什维克)掩盖历史之“福”,当年布尔什维克大屠杀的恐怖,苏联人普遍淡忘了,“恐怖”要件也丧失了;
     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民主化政改运动,苏联新闻出版媒体大步走向自由,劣凝、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的血腥罪恶窃国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激起公愤,苏共权威扫地以尽——“洗脑”的要件彻底丧失了。
     随着恐怖、洗脑、利诱三件套的彻底丧失,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安能不亡乎?
   
     东欧共产阵营的兴衰也适用这个规律:前东欧共产各国政权基本由苏联红军扶上台,恐怖要件先天不足,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四五十年,全因为洗脑和利诱的暂时成功。但赫鲁晓夫的“解冻”反斯大林,对东欧各国的洗脑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虽则赫鲁晓夫以坦克上街,暂时镇压了东欧的反共产风潮,但到八十年代,东欧各国共产经济低效贫困短缺的弊端尽显,利诱要件尽失,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又不愿再次派兵压制各国的反对派,因此东欧共产各国,岂能不亡乎?
   
     中共国在毛泽东死后,从1976年到1989年,经历了十三年的恐怖、洗脑双双弱势、而利诱增加但不足的时期,因此整个八十年代到八九年之前,成为中共建国后最不稳定的时期,1989年还差一点翻了船。
     “六四”屠杀后,邓小平、江泽民在加强政治警察系统、加强新闻出版媒体钳制(即加强恐怖)、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即加强洗脑)的同时,于1992年洞开权贵资本化闸门——全面走资,大幅提高教师以及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待遇,容许全民“下海”,恩准私企等民营经济发展。。。这等于大幅增加了利诱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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