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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十四章、革命的千年至福学说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十四章、革命的千年至福学说


   (131)
   “气候就像鞭子,瘟疫是上帝行使的惩罚手段,用来打击人类的傲慢无礼,并且提醒人们死亡具有不可动摇的历量。”──这种想法也太高估人类自己了,人类的傲慢无礼真的值得上帝来行使惩罚吗?其实呢,那不过是“自己不注意交通规则,结果自己撞上了更强悍的对手”。
   (132)
   “在中国,通常的智慧把自然灾害理解为历史学家马克·艾尔文所称的‘道德气象学’的警戒:天命在修复由于人类的邪恶而遭到破坏的自然平衡。”──“道德气象学”里的“上天警告”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是古代的思想智慧在总结“现代的生态意识”。
   (133)
   “气候和疾病属于‘自然界对抗人类势力’的两大利器。”──大家都说:人类“可以战胜自然”,却“不能战胜自己”;不过,大家不懂:人类自己就是最可怕的自然力量。
   (134)
   “1341年,疾病从大草原食草的畜群中出去,其后,风把它们及其主人的臭气刮到周围世界……中国东北地区的死亡率达到众所周知的百分之九十,1353──1354年,在中国八个受害最重的地区,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瘟疫……当时很多观察家指出,是蒙古人传染了瘟疫。”──蒙古人在那空旷的草原上养成的不讲卫生的习惯,到了人口密集之处就会引起大规模传染病;198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大规模传染病,也是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把空旷地带的农民带入了人口密集的城市。空旷的自然地带无需卫生也不会致病,但密集的文明地带讲究卫生也很难避免流行瘟疫。
   (135)
   “在中国,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瘟疫,连同其他的灾害,有助于引发宗教运动,而宗教运动的过度发展,将演变成政治革命。”──这不仅仅是对过去中国的总结,也还是对未来中国的预言:因为宗教机构本来就是一种救难组织。只要人性不变,政治和宗教的需求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科学所能影响的,不过政治与宗教的形态。
   (136)
   “瘟疫时代蹂躏欧亚大陆的一些疾病在那个时代就是特殊的:它们在先前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自那以后也不复存在。”──说这句话的人似乎并不懂得:类似的病毒一直在花样翻新地变异,而病毒本身并不致人死命,致命的是传播这些病毒的社会条件;例如不当的接触和过分的开放……开放社会的另外一面,就是疫病流行的社会。
   (137)
   历史的分析显示:“我们改善中的健康状态,也许不在于我们假想的清洁卫生,而是更多地在于微生物习性的自然改变。”──当然医学的进步也在这一改变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38)
   “男人是瘟疫的主要牺牲品,与男人相比,女人过着相对与世隔绝因而是受到保护的生活。”──这是七百年前的十四世纪的景况,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女权主义,妇女已经失去了这一安全屏障,成为自负盈亏的牺牲品。
   (139)
   “瘟疫起因的宗教解释,从未抑制对于瘟疫原因以及治愈方法的科学研究……即使在十四世纪也是这样。”──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宗教无法束缚思想,正如科学无法束缚思想;宗教的事务归宗教,科学的事务归科学。
   (140)
   “革命的‘千年至福’学说──在一个即将出现的神所创造的历史中,上帝将赋予穷人以权力的学说;这种情况是独立地分别发生于欧洲和中国,但其方式则惊人地类似。”──这种“分别论”是出于实际的无知,因为中国和欧洲的宗教都在中亚受过波斯宗教的来世论和日光轮的影响。其实呢,千年很短,连鼠目寸光的纳粹分子都会忏悔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穷则思变的心理是人性共通:穷凶则可能导致极恶;由于无情地竞争,富人渐渐忘记了克制的美德,不断把穷人逼上了绝路,时候到了,穷人就把富人送进了焚尸炉……由于恶性竞争,穷富形势是永远不改变的,能够改变的只是穷富的成员。
   

此文于2014年11月0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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