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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第十三章、刘邦这个淮夷后代的遗风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十三章、刘邦这个淮夷后代的遗风
   


   
   (121)
   “从十一世纪开始,印度在文化影响的创造性和改造性上的作用渐渐衰退……印度的圣哲们极度自满,对学习海外的东西毫无兴趣。”──这就导致伊斯兰教的加速入侵。这也是明清两代的中国人所陷入的弊端;从时间上看,那是发生在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也就是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衰落,比印度文明的衰落还晚了三百年,结果导致西方文明的入侵。
   
   
   (122)
   “1236年印度德里的苏丹立下了接班人,作为一名前奴隶,他并不尊重官僚社会的传统观念,在指责其子无能的同时,他选择其女为继承人──在大草原,妇女们常常处理大事;在伊斯兰世界,妇女统治则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不敬以及对自然秩序的颠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显然更接近伊斯兰世界而远离草原世界;欧洲一般说来更接近草原世界世界而远离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这不由使人想到:吕后、武后、西太后等人的专政,显然是背离中国传统而接近草原传统的;武后和西太后现象很好解释:她们的政治都有鲜卑族和满洲族的背景,那么吕后呢?吕氏专政是一个何等的怪胎?是秦始皇这个西戎后代还是刘邦这个淮夷后代的遗风所及?刘邦这头流氓还喜欢烹饪人肉,两汉的外戚专政都很严重。
   
   
   (123)
   “1260年9月,在叙利亚的一次会战中,埃及奴隶集团(马木留克人)击退了蒙古军,这是‘成吉思汗’以来蒙古人所经历的第一次严重溃败。”──战争好像是在比赛下贱和野蛮,谁更卑微,谁的胜算越大;难怪苏联的第一号屠夫列宁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24)
   “马木留克人利用蒙古世界不允许军队远离权力中心这一内部策略而带来的影响,一举将蒙古人赶出非洲。”──看来,明朝的太监政治(从“郑和下西洋”就开始了)从蒙古人的“不允许军队远离权力中心这一内部策略”那里获益良多,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蒙古主义”:比较一下斯大林主义和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一目了然了。
   
   
   (125)
   是蒙古压力的后遗症和西班牙复国战争的最终后果,而不是热内亚的海盗哥伦布等等探险家,才是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寻找印度”的动力:“1291年,出现了一次从意大利的热内亚城市出发,试图去发现‘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的探险……此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这些航海者的消息。”
   
   
   (126)
   “十三世纪的西方所拥有的革命意义的经历:技术进步、艺术创新、以及用一种新科学的眼光对现实的概念进行调整──所有这些部分要归功于各种影响在蒙古人盘踞的道路沿线所进行的传播。”──欧洲因蒙古风暴而崛起,中国因蒙古风暴而没落──“但即使这样的反差依然不能让西方的科学和中国的科学齐头并进,因为从公元前一千年开始,观察和实验的科学传统就一直在中国延续。”但是中国缺乏基督教那样的精神力量,无法汇聚科学的努力。
   
   
   (127)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思想和技术广泛地西传,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如果没有‘蒙古治下的和平’,欧洲人将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见;这种意见表明,西方社会不再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宰。
   
   
   (128)
   “开拓交流的路径,需要那些希望取得联系的两个端点的人们发挥作用:欧亚大草原就像一个哑铃,两端人口稠密,经济文化发达。”──欧亚大草原的两端,就是欧洲各国与中国各地;目前看来,“中国的崛起”并非“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鼎盛”,除非,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的总量超过了欧洲各国(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和。
   
   
   (129)
   “蒙古人通过大规模屠杀带来的‘和平’不到一百五十年,但它带来的瘟疫蔓延却延续了漫长的时间,这不仅对欧亚大陆,而且对整个地球都发生了严重影响。”──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各种意想不到的灾难就飞了出来;中国至今没有从蒙古灾难中恢复过来,而中国得以恢复一个标志就是完全同化蒙古灾难的策源地,也就是外蒙古加上远东和西伯利亚。
   
   
   (130)
   “黑死病的光顾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巨大变化的一部分……各种环境变化让千百万人失去生命,国家遭到破坏,扩张受到抑制……与主要贸易和旅行路线的隔绝突然间成为一种优势;受到重创的是那些最有抱负的人……他们之间的互相联系,换来了空前致命的疾病。”──这就叫做“因果关系”,尽管对于因果的认识永远是模糊的,对因果认识的表达更是模糊加上模糊的错乱。
(2014/10/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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