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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第九章印度、中国、希腊,原创哲学

   
   第九章、印度、中国、希腊,原创哲学
   
   
   (81)


   “希腊就曾有过山区人口、平原人口及海岸人口互相混合的现象……城市里面,长期近亲繁殖的危险消除了……并产生了一些优良的变种……文明的某些动态现象,部分地归因于杂交的生物学优势。”所以说,“农村包围城市”必定导致近亲繁殖,导致文明的退化、野蛮的滋长,优良的变种遭到扼杀。
   
   
   与中国生活的隐蔽性相反,“希腊城邦将自己的全部生活都展示在外,市场、作坊、法庭、议会、体育场,都可以公开检查。”──这样习惯于公开性的社会,才可以运行民主制度;民主的前提就是公开,例如,从公布公务员的收入开始;否则,一切都是国家主权的耍花腔/耍花枪。国家主权,因此常为万恶之源。
   
   
   (82)
   “雅典市民在拥有六千名法官的法庭中任职(雅典公民一共还不到十万人),每年被剧作家的比赛要出十二部新作,需要一百八十名合唱队员和舞蹈队员,每年约有两千名雅典人要背台词和练习音乐,练习喜剧和戏剧合唱中的音乐和舞蹈……这不仅是一种高级的审美体验,更是一种智力训练。”──这种传统,显然潜在于欧美国家的教育系统中;相比之下,中国人早就遗忘了自己的六艺。
   
   
   (83)
   “圣人的想法深刻而宝贵、神圣而庄严,将这些思想记录下来的观念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不过,就智者的早期信徒而言,通过书写来吐露他们的秘密似乎是不敬的。”──这个说法有点像古人不随意画像一样,也有点像摄影术早期被人们所畏惧一样;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初创时期的不习惯而已,所谓圣人,正好处在书写普遍化的前夜;所以他们虽然述而不作,却成为继往开来的灯塔。
   
   “在印度、中国和希腊,‘唯一创世者’的概念为多神论所取代;在严格的逻辑上,如果一个存在居于永恒,为什么其他的存在就不行?”──印度、中国和希腊,是有原创哲学的三个地方。问题是,“唯一创世者”不该被定义为“存在”;只是当人们说“唯一创世者”时,他才“被存在”了;所以圣经禁止人们讨论神的名字,因为神不喜欢人们议论他。
   
   “早期印度作品把永恒的存在称为‘婆罗门’,婆罗门像‘蜘蛛结网一样’从自身中创造了世界。”──这是典型的“工匠神话”,比《圣经·创世记》的“语言创世”、“信息创世”,远为原始。
   
   
   (84)
   “思维、生活与信仰方式,是如何从核心地区向外辐射的?南北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洋洲相对隔绝的地形,不利于展开在东西走向的欧亚大陆上得以展开的那种较为深入的交流……遍及欧亚思想的一致性表明:长距离的文化交流必定在他们之间发生过。”──这在城墙建设、交通工具和粮食作物、家养牲畜的相似上,也可以得到“硬件的证明”。
   
   
   (85)
   “古代希腊的那些伟大思想家们,却未能以其思想建树去突破他们的地理环境或文化环境。”──任何文明都有其地理局限和文化极限,所以文明必须让位给野蛮,以便另一种文明得以生长。
   
   “公元前六世纪初,希腊第一代圣哲中的赫拉克利特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孤僻者,他拒绝接受学生;不过他还是将他的著作存放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的以弗所城内著名的阿耳特弥斯神庙,此处实际上就是他所在地方的公共图书馆。”──若非如此,他的著作就会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那才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不过即使比赫拉克利特更孤僻的诗人李贺,也梦想着“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
   
   
   (86)
   “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约前515年──前450年?)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72──497年)的几何学出发:假如人们认为几何数字是真实的话,自然就会相信一个超感官世界的存在;因为举例来说,一个完美的三角形就像神一样,没有人真正见过,尽管粗略的人造近似物却很常见……巴门尼德因而提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树木,适用于其他一切事物。”──数学概念其实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的真正来源,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数学不过是一种“伪科学”,也就是说,是喃喃自语、自说自话的结果,是“自己授权给自己”,就像那些伪造的、橡皮图章的“民主政权”一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巴门尼德和毕达哥拉斯一样,也是东方的学生,就像后来的苏格拉底和皮浪一样。
   
   
   (87)
   “苏格拉底,他长着一副狮鼻子,魁梧的身材,经得起战争考验的体质;他本是一个采石匠人,并且是两个劳动者所生的儿子,他父亲也是个石匠,他母亲是个接生婆。”──这种神形兼备的状态,显然与佛教化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文弱性格格格不入,而比较近似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尚武性格;所以第二期中国文明一再遭受蛮族入侵乃至入主(五胡、鲜卑、沙陀、辽、金、元、清),就不足为奇了;而第三期中国文明开始开局不利,遭受八国联军、日本、苏联的轮番强暴,这都怪华人的病夫状态不能胜任一个新文明的建设重任。
   
   “苏格拉底宣称,星星、石头、树木,不会教他懂得任何事物……但是他忘记了城市对于乡村的明显依靠,不仅依靠粮食等农产品,而且依靠其近似根资源。”苏格拉底确实不懂,人其实是一种原始信息的衍生物:“巴比伦人关于行星运动与人类事件的错误联系的迷信,也比希腊人关于人与自然、城邦与宇宙互相分离的所谓理性主义,更接近真理。”──在这种意义上,《周易》这种“原始科学”也许比现代科学更接近人的存在。
   
   
   (88)
   “色诺芬(Xenophone,前430—前355年)的《长征记》记述了波斯人具有希腊人缺乏的文雅和美德,例如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在公共场合里解手(大小便)……”──这显然与现代人流行的偏见正好相反,为什么?因为“历史是胜利者改写的”还是“一美掩百丑”?不过综合看起来,现代西方人则是波斯人的私密性与希腊人的公开性的结合:既有普遍的私人厕所,又有公开的天体浴场……如此看来,西方文明不仅是“两希”(希腊与希伯来)的产物,还是波斯(以及巴比伦)的产物。
   
   
   (89)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命题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其实,并非“人是万物的尺度”,而是“人把自己当作万物的尺度”:人的尺度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所以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意思是说,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人的感觉怎样,事物就怎样;对同一事物的感觉,因人因时而异,这些不同的感觉并无真假是非之分……尽管柏拉图自己并不同意这一说法。
   
   
   (90)
   “厄里斯的皮浪(Pyrron,前365或360年──前275或270年),随同亚历山大大帝参加公元前327年至324年对印度的入侵,并模仿他在那里遇到的裸体圣人超然物外的举止;在返航的船上,他赞美并仿效一只猪面对一场暴风雨时无动于衷的反应。”──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欧洲人是怎样在饥渴地“寻求东方的真理”。
   
   “皮浪指出:既然人们在一个论点的正反两面都能找到同样充分的理由,那么唯一明智的举措就是停止思考并根据表象进行判断;尤其考虑到,一切论证都开始于假设因此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尽管作为论证的思想都是基于假设的前提,但还是“可靠”的;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就更无依据了。除非,变成像皮浪那样的一只猪。
(2014/10/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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