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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内篇第十五章、思想的力量在操纵事实

   
   第十五章、思想的力量在操纵事实
   
   
   (140)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年)为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年)进行考试舞弊,烧毁试卷、抹煞分数、把第二名改为第一名、盗取奖项和奖金……结果二人皆称二十世纪的大哲学家──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在操纵事实,这就是“思想创造历史”的铁证。
   
   这个罗素后来访问苏联,会见列宁、托洛茨基和高尔基诸酋,他对共产主义者信仰的目标表示同情──这真是“英国思想的骄傲”:因为此举无疑给经验主义的大餐,加上了教条主义的佐料。
   
   
   (141)
   哲学阐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揭示了思想的主权高于思想的记录;“读者决定一切”的背后,是思想的能动性高于思想的权威性:在它之后,现代哲学的潮向面临一个最剧烈的变革──这意味着将彻底扬弃笛卡尔以来四百年的西方哲学传统。这将标志一种异源的、“结构外的”的思维范式,或将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之在整体上不同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传统。
   
   
   (142)
   英美人民(“英语民族”)是通过威廉一世和希特勒去认识尼采和超人哲学的,尼采因此成为某种“战争哲学”,这并不离谱,因为尼采本来就是达尔文的孙子,是大英帝国殖民哲学的普鲁士王国变种──尼采的祖先是个波兰人,尼采在大学里就迷恋英国的一切,和后来的希特勒一样没有出息。
   
   
   (143)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能之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与法英美民主同盟国争相讨好苏维埃政权,先后与苏维埃政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与苏联)和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英美及法国残余势力等民主同盟国与苏联)──在远东,其标志是苏联扶植的傀儡国家蒙古和日本扶植的傀儡国家满洲国互相承认并争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以及两个中国迄今为止的分裂状态。
   
   
   (144)
   凯恩斯等人的“保持高水平的就业率是一国的当务之急”的理论──不仅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恶化速度,而且也加剧了社会成员的肥胖程度:凯恩斯主义是一场生态灾难,“世界上第一个凯恩斯主义国家是纳粹德国”,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风靡一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是个同性恋爱好者──这也许不是孤立的:他的经济学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同性恋合法化的浪潮,也就席卷全球了。
   
   
   (145)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政权一堆作家”──不同的朝代豢养了不同的智囊、不同的文人、不同的思潮──“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不需要“独立思考”,而是“假装独立思考”,以便为政权赢得“宽容”和“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名。
   
   
   (146)
   1941年,坦普尔(William Temple,1881-1944年)在《公民与教徒》一书中把“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与“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对立起来是缺乏说服力的;但他却在不经意之间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福利国家”必须是一个“战争国家”才能维持下去──“福利国家”必须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得超级利润;“福利国家”与“战争国家”因此是世界争霸者的两把刀。
   
   坦普尔主教的《基督教与社会秩序》一书,其结论恰恰不是基督教的:“让人间更接近天堂”,因为他完全忽略了人的原罪也就是人性本身才是人间无法成为天堂的决定性原因;事实证明,福利国家除了使人变胖、人口变多以外,还使得人口的素质不断下降──正如大学教育的普及化等于消灭了大学的主要职能,那就是培养社会精英──这种矛盾,也许就是“思想的方向必然会产生思想的死角”这一命运所决定的?
   
   
   (147)
   1919年,中国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料追求,而完全懵然无知:“科学与民主”已在西方世界遭到了普遍的质疑;1949年,中国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的双料专政,而完全懵然无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已在共产党世界遭到了普遍的质疑;2009年,中国继续以“科学与民主”的幌子加速“污染开发”,而完全懵然无知:“科学与民主的污染开发”已经退出了发达国家,而全面转嫁给了落后国家。
   
   
   (148)
   1920年12月,张东荪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四病”交加: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胡适偷偷去掉了外国侵略,又多加了贪污和疾病形成“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1942年英国人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年)发表《社会保险报告书》(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明确提出当时社会改革目的就是消灭社会中存在的“五大恶魔”:贫困、疾病、愚昧、肮脏、懒惰,并申明在社会福利建设中国家和个人共担责任。
   
   
   (149)
   胡塞尔的现象学可以说是“难民的哲学”,所以他强调真理最好在“边缘情境”也就是难民状态中把握,他把难民被迫作出“选择和行动”的“非常真实”的时刻,称为“无中介生存”的生命──其典型状态就是鲁滨逊漂流记和二十世纪的集中营。
   
   
   (150)
   思想是会传染的:二战之后法国戴高乐政权对于“通德奸细”的清算斗争,与二战之前德国希特勒政权对于“犹太杂种”的清算,活脱脱一个翻版,尽管多少是褪色的、不那么血红的翻版──有人在战后以色列对待阿拉伯人的做法上,也看到了战前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类似做法。
   
   戴高乐寡头统治的代言人,就是标榜独立的萨特及其“思想团伙”,他们给战后的法国补上了“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一课,这不但是法国的,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最后一课”。
   
   萨特的“被判处的自由”这一概念,取法于希特勒手下的德国工人阶级:“我们被纳粹剥夺了失业的自由。”──“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天然代表,正如萨特是法国工人阶级的天然代表。
   
   存在主义者的智商可以尝试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目的’和‘本质’其实是从‘感觉’中产生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目的,因为是感觉创造了本质。”
(2014/10/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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