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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内篇”第十一章、踢出巨人的脑浆、创造新型的文明

   
   第十一章、踢出巨人的脑浆、创造新型的文明
   
   
   (101)


   有社会学家预言,“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人性的终结”──这表明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多么严重地扭曲了人性;另外的方面,“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不满情绪的储藏室,挤满了具有各种背景的人物,从男同性恋到女同性恋的权利捍卫者,到解放神学信奉者”……这样的社会学,与其说是“科学”或“学科”,不如说是一些信仰与教义。
   
   
   (102)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踢他们的脑袋,直到踢出了脑浆、揭示了虚无──奥林匹斯神系就用类似的方法,这样战胜了提坦巨人族,并且创造了新型的文明。
   
   
   (103)
   思想的绝处逢生:1460年前后,意大利哲学家菲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年)正为美第奇家族工作,翻译这个家族发掘出来的一系列柏拉图对话录;1463年一批令人振奋的文献从马其顿的一个修道院运到佛罗伦萨,它们以《赫尔墨斯文集》或《赫姆提卡文集》著称,对欧洲的科学与宗教的发展将有重大影响。”──这就是“拜占庭陷落的积极后果”:死亡的文明像种子一样飘散到异邦,开出意想不到的花朵;中国灭亡于蒙古,也让中华意识传到了日本。
   
   
   (104)
   巴斯卡的“孤独”是一种思想,仅仅是“意识的孤独”,不是“处境的孤独”──否则巴斯卡就错了:人和宇宙同构,何来孤独之有?──“我们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孤独地活着,我们孤独地死去……”──这只是一个“不幸的思想”,并不是一个“不幸的事实”。
   
   
   (105)
   二十二岁的笛卡尔开始了“雇佣兵的哲学”:“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模仿了罗马恺撒的“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 |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哲学家成了帝王。
   
   笛卡尔这个雇佣兵的哲学,是主权国家的补药;笛卡尔成为近代欧洲哲学的祖宗是出自这个沉思:“为什么我的战友死了,而我却活着?”这也是让希特勒相当纳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看作划时代的历史人物。
   
   
   (106)
   根本不存在笛卡尔所说的两个世界,即心灵的世界和实体的世界之分;也不存在康德所谓的物自体和现象世界的分离──他们的共同错误就在于笛卡尔搁置了上帝或康德抽离了上帝──上帝是用思想也就是“宇宙思想”创造了世界万物以及人类(对于不承认这点的人来说,那就可以说是“造成宇宙大爆炸的规律或法则”)──而笛卡尔与康德却把“思想”局限在“人类思想”上,也就是局限在“宇宙思想的小小产品”上,结果必定大谬不然……笛卡尔与康德的公式是“思想=人类的思想”,这是一切谬误的根源。
   
   
   (107)
   笛卡尔的“思”是理性的思,但是关键性质的思想却并非理性的思考过程,而是“一闪念”──闪电般的灵感与其说是“思”,不如说是“无思”,是“超思”,而屈原的“抽思”不过是对“思”的演绎,是在闪电般的“无思”和“超思”之后发生的,是人心对于宇宙思想的回应:是思想决定理性,而不是理性决定思想;因为“思想”显然兼容了“直觉”与“理性”、“感情”与“理智”。
   
   
   (108)
   笛卡尔的时代,缺乏后来的认识论、心理学、脑科学,所以他走向了二元论;我相信如果他活到现代,具有了今天的知识程度和知识范围,一定会赞同“思想的主权”论。
   
   
   (109)
   虔诚派的先知是鞋匠雅各布·伯麦(Jacob Boehme,1575──1624年),他说上帝知道一个人是否虔诚,如果真的虔诚就足够了,不需要传教士、牧师、教堂、礼拜,不需要一个宗教团体,甚至连名称都不需要;虔诚的朋友可以在家里或任何方便的地方安静地集会,一起祷告和冥思上帝的真理。──但是他不明白,宗教的社团首先是一种救难组织,仅仅靠虔诚是不足以发挥其社会功能的。
   
   (110)
   威廉·莎士比亚的“伟大”,就在于他只是思想的载体而不是思想的作者;所以他那么洒脱,因为那些思想与他无关,他毫无重量,因此他的思想也就处于失重状态,变成了抽象的灵粮。
   
   威廉·莎士比亚的“伟大”,还在于他体现了英国人的国民性,那就是不拘一格地吸收各国的养料,不择手段地壮大自己,然后把所有功劳都归于一个象征性的箭垛式人物,一个传奇的英雄,一个偶像。
(2014/10/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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