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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外篇”第十章

   十、奴隶制度存在于监狱和军队
   
   
   (091)
   “欧洲自己没有了奴隶制,但却容忍了对于新世界原住民的奴役。”──这种说法完全不确;欧洲的奴隶制度广泛存在于监狱和军队之中,举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例:大量的英国和苏格兰、爱尔兰的囚犯,就是从欧洲发配到澳大利亚去成为“原住民”的邻居甚至杀手的。


   
   
   (09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黍离之叹揭示出:国家主权灭亡了,思想主权依然存在;国家的悲剧就是思想的喜剧,文明的萧索就是生态的茂盛。
   
   
   (09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前者很多是对国家主权的献祭,后者则是对于思想主权的献祭。文天祥没有对此作出清楚的区别,所以他的《正气歌》也不能上升为一种宗教。
   
   
   (094)
   “‘公众的意志总是正确的’这个说法,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比较高尚的、不容异议的偏狭观念,且是一种彻底的、极权主义的偏狭观念。”──可见,对于人民主权论的批判,早在中世纪晚期的托马斯•阿奎那就开始了。
   
   
   (095)
   一位巴黎大学的学者在1280年写道:1、“饿得要死的人对于维持生命所需的食物具有财产权”(即使这些东西不是他的)”;2、“处于极端需要处境的人(如果偷窃生活必需品),似乎更是在使用他的权利,而不是在进行盗窃。”──问题是,如何定义“饿得要死”和“处于极端需要处境的人”?因为许多人的饥饿,是心因性质的;甚至连独裁者和抢劫犯也经常处于“极端需要处境”的状态之下:在这种意义上,我体会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和保罗所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问题是,如何定义“饿得要死”和“处于极端需要处境的人”?将近七百年以后,1959年──1962年中国大饥荒期间,“共产党毛主席”禁止人们外出觅食,结果饿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但毕竟,还是有80%的人活了下了──根据“保护大多数”的原则,这还算是共产党的仁政?
   
   
   (096)
   “我思故我在”:我思,我在;我的质疑意识着我的存在──我存在,我就分享了思想的主权:如果没有思想的主权,我怎能思考、我如何存在?
   
   “我思故我在”,不如“我思故我思(在)”,不如“我呼吸故我在”;因为我思虽在我人却可能不在了──我的人不在,我的思何以在?通过我的书籍、音像、自动程序。我的书籍、音像、自动程序不是我的思?那么那是谁的思?是纸张的思?油墨的思?光碟的思?软件的思?都不是。那还是我的思。什么?那只是我的思之遗迹,而不是我的思?那么我原先的思是什么呢?仅仅是我的呼吸?
   
   “我在,故我思。”──这看起来合乎经验,但确实和“东方红,太阳升”一样,是一种常见的错觉;那么真实的情况呢?是“我思故我在”、“地球的另边转向太阳”?但实际上,“我在,故我思”正是从“我思故我在”演绎出来的。
   (“我思故我在”用“思”来证明“在”,其实是利用了人体的局限;因为人感觉自己的“思”常常依附于“在”,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所以就推论说“思依附于在”──其实思就是思,思不必依附于在;思也不能推论出在,除非更深一层:在,就是上帝,就是思想的主权,就是宇宙的漩涡。)
   
   
   (097)
   “我思故我在”的谬误:星光说明星辰的存在?其实我们看见星光之前,有的星辰已经陨灭好几亿年了;换言之,星光根本不能证明星辰的存在──我思不能证明我的存在;笛卡尔的思还在,但笛卡尔却不在了。笛卡尔哪里懂得思与在的关系,因为他那时的人还不懂星光与星辰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二十世纪才发现的。
   
   笛卡尔在“思”之外又找到“神”,作为存在的证明,但他还是错了:首先“神”不在“思”之外,没有“思”我们怎能知道我们所思所说的“神”呢?其次,“神”不能作为“在”的证明,因为神本身就无法证明而只能信仰。那么神又怎能证明存在呢?存在只能感受和思考但无法证明。因为任何证明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结果是没完没了地纠缠不休。除此之外,人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我是无能为力的。证明存在或证明神的努力,除了锻炼思维之外,亦无所成。
   
   你可以证明,你却无法证明──你可以证明过程,你却无法证明结果。
   
   
   (098)
   怀疑论者之所以怀疑一切而唯独不怀疑他自己,并不是因为他在思(如“我思故我在”这个伪命题所宣传的),而是因为怀疑者具有自我的意识、生物的本能,他像每个活着的人都觉得自己永远不死一样,觉得他自己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虽然他的理性也同时告诉他人人难免一死……与“我思故我在”这个伪命题所宣传的相反,真正的存在是要通过“无思无虑”来实现的,例如在坐忘与禅静中:“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译文:“忘却自己的形体,抛弃自己的聪明,摆脱形体和智能的束缚,与大道融通为一,这就叫坐忘。)这可以排除杂念亦即排除思,来达到在:“长视久生,与造物者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099)
   “托马斯•莫尔为他的乌托邦规定的是财产共有,而不是妻儿共有;这是一种典型的宗教解读;早期教父大都反感柏拉图对于妇女的安排。……毕达哥拉斯以及他在克洛屯的门徒并没有共享妇女和孩子,不过他们共有财产。”──其实,妇女才是家庭的核心,而家庭则是私有制的核心;共产不共妻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共妻了则退化到了猿类以前的状态了,是为人性无法接受的。
   
   
   (100)
   菲尔麦(Robert Filmer,1588──1653年)《父权制或国王的自然权利》在他死后于1680出版,“大概是君权神授理论至今为止最有系统的英文阐述”;他在该书中把《圣经》中的《创世记》的观点作为他君权神授的逻辑前提。他指出:君权的来源是父亲对子女的支配权,“世界上的一切权力或是从父权派生,或是篡夺父权而来,此外再也找不出任何权力的其他来源。”臣民对君主的服从关系来自子女对家长的从属关系,并且“这种子女的从属关系,按照上帝的命令,是一切君主权力的本源。”因为上帝的授予,亚当拥有了统治其妻子、儿女以及后裔的原始的统治权力。他认为,君主统治国家的权力是按照上帝赋予亚当的父权建立起来的。菲尔麦认为,君权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的,它支配着世间一切财富、统率着世上一切臣民、裁断着世间一切事务,“上帝规定亚当的最高权力应该是无限制的,其范围与基于他的意志的一切行为一样广大,亚当如此,其他一切具有最高权力的人们也是如此。”由于亚当对尘世拥有绝对的统治,自然也拥有选择继任君权的继承人的绝对权力。菲尔麦认为:“一个完善的王国,就是君主依照君主其个人的意志进行统治的王国。”世间的法律只不过是根据君主的意志和愿望建立的,“法律不过是具有至高无上的父权者的意志。”因而“君主必须超出法律之上”,无须受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控制。不过国王必须遵守上帝之法,对上帝负有义务,他作为“统领许多家庭的父亲,其关心所及在于保存子民、提供衣食,指导和保卫整个国家──一言以蔽之,一个国王的职责归结起来就是给予人民以普遍的、父亲般的关心。” 菲尔麦极力为英国的专制制度辩护,认为英国国王是亚当的继承人,是唯一的主权者,他享有制定法律、发号施令的绝对的无限权力。至于国家的其他机构,只能是王权的附属物,都不可享有主权。“最高的权力是落在父亲的身份上,并且只限于一种形式的政府,这就是君主制。”政府的目的在于“敬神与和平”,而这个目的只有君主制能够达到。
(2014/10/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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