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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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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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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害人连婴儿都不放过
·该是中国民众结党、结社的时候了
·共党的成就仅仅是把土匪的习气发扬光大
·奥运后的中国人权状况更恶劣
·造假的奥运丢尽了中国人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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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奥输出的是共党的造假、虚伪和狂妄的本质
·共党折腾够了,也离垮台不远了
·死皮赖脸的共党该是受惩处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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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结下的民愤太大,人民必然惩治共党
·共党无规矩,所以为所欲为
·从来要人命的共党,仍在要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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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为自己设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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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共党第三次对藏族同胞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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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不知耻,一些中国人也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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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根问底,共党连存在的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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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不是素质太差,而是罪孽深重
·中国人对共党的一党专政还能容忍多久
·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共党也崩溃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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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从结伙至今都干了些什么

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窃国大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对于篡政的共党团伙们来说,并不需要全体民众的支持。其中它的一句原话是:“只要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民拥护我们,就足够了。”从它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上去分析,其实是对的。

   

   在整个人类的进步的全过程中,曾经出现了千千万万的新思潮。任何一种新思潮,无非都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关系,国家与帮族的公正治理的关系,等等。

   

   每一种新的思潮的缔造者,都不过是一两个哲学家的潜心研究以后,而得出的一个新的哲学观点。当这个新的哲学观点出现以后,能够被几十、或者是几百人接受,认为这就是醒世恒言、治世名言、利国利民,于是新的思潮就形成了。再由这几十、几百人,用这种新的思潮去教化和启发几千人、几万人,逐渐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而新学派的成员们,便结社、组党,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

   

   他们通常都是公开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与不同政见和教派的人辩论,同时也是在完善和提高着自己的理论和修养。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百家之中,有至理名言,也有糟粕。例如春秋时期的白马非马论,后人把它当作是强词夺理的笑话来谈论。同时,至理名言未必能够被广大的民众接受,但是糟粕有的时候反而大行其道。

   

   例如,鲁迅借入阿Q这个人物,揭露、抨击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但是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阿Q的精神胜利法却在中国大陆地区盛行,深入了不少人的骨髓里,并且还身体力行的要成为阿Q的忠孝儿孙。

   

   新思潮是要经过几十、几百、甚至千年的锤炼,才能成为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思想,于是才可以称其为是主义。例如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们发明的自由主义;古罗马的议会制度形成的民族主义;就连曾经犯下了大罪、造成了西方千年政教集权主义黑暗统治的基督教,在经过了痛苦和真诚的忏悔之后,也成为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发祥地。

   

   这三大思潮,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柱,而且成为了普世共识的三大思潮,经过了时间和实践的艰苦的检验。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曾经有过改良派,也有保皇党;有复辟派,也有君主立宪派;有革命党,也有复兴会;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也有实业救国派;既有军阀割据的封建势力,也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更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据记载,辛亥革命以后,仅在1912年,新政党登记注册就达到八十五个,而新的政治团体有二十二个。在这一百多个政治组织之中,即便是得到了政权的国民党,也不可能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民去拥护它。孙中山先生立党为公的宗旨,三民主义的国统,五权宪法的法统,听上去都好。但是没有经过时间和实践的反复的艰苦的检验,朴实而又实际的中国老百姓们是不会相信的。民间百姓的拥护和支持,那是要与中华民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的每一件事去衡量的。

   

   且不说政府干了坏事。即便是政府干了好事,民众不但不去夸赞,反而还会招致一片反对攻击之声。举个例子说,当前清统治倒台以后,民国政府号召是男人剪辫子,就有人马上去哭祖宗的;号召女人们不裹脚、可以上学,马上有人就大骂是败坏风气。先哲们的远见未必能让当时的民众们都能理解,也还是要经过多少年以后,民众们才逐渐的明白了:“剪辫子”、“不裹脚”是对的。在今天,恐怕很难能够找到一个男人愿意重新留头发梳辫子的,更难找到一个女人愿意把脚裹成三寸金莲的。

   

   北伐战争消灭了军阀统一中国,不是也有人反对,还逼得蒋介石中途辞职下野么?大军阀们都纷纷倒台了,归顺了,小军阀们、土匪们,也包括共匪们在内,不是又纷纷占山为王,骚扰地方。即便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抗战,当时出现的汉奸、伪政府、伪政权、伪军的人数也不在少数。

   

   前三十八年,不少人跟着共党大骂中华民国政府专制独裁,贪污腐败。这后六十年,大陆地区的人民是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制下的民主和自由是个多与少的问题;而共党制下的民主和自由则是个有与无的问题。今天的中华民国加入了民主、宪政、文明、进步的国际大家庭,而且,国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两万四千美元,高于大陆地区人民年均收入的二十四倍。可既便如此,国民党在台湾至今也未必得到百分之三十的民众的拥护。

   

   马克思的共产观点问世不久,即引起了西方各工业国家的警觉,如果这种反人性的共产暴力的造反学说成为了思潮的话,后果那将是国将不国,世界大乱。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马克思的共产造反学说进行封杀,而是对宪法和政治体制做了一些适当的调整,于是马上使得马克思和它的共产主义在西方国家没有了市场。如今共产主义已经被普世认为是人类和世界和平的敌人。这一结论,其实正是经过了时间和实践的艰苦的、尤其是惨痛的检验以后,才得出来的。

   

   其实,共产主义作为哲学范畴里的一个学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国家的一切财富是公共的,那是公共的财富,公民是人人有份,共同创造、共同享受,符合了世界大同的思想。但是问题是在实践这一主义的操作上。列宁在1917年造反的全过程和篡政以后,俄罗斯出现的屠杀、镇压、饥荒、抢劫、抄家、强奸等等现象,一下子让世人明白了,原来这个共产,不仅仅是共了全国的财产,也共了全体国民们的私人财产,一切财产归共党。

   

   原来共党是土匪。把原本还有作为深入研究和探讨价值的共产学说,一下子就拉低到了土匪学说。所谓的共产主义,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共匪主义。只要我们打开土匪们立党的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在中国这个多山的国家里,到处都隐藏着共匪们占山为王。它们杀人越货,杀富却从不济贫;还要贩毒、制毒、里通外国。以当时人口四亿来计算,根本不可能有百分之三十的民众,也就是说是一亿两千万人,为了拥护共匪,而上山落草为寇。

   

   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水泊梁山上一百零八位山寨头领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为了什么原因而入山为寇?宋江打出了个替天行道的大旗;而毛泽东则打出个共产主义。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目的、目标,有多么的伟大和正确,人们也只是一听,而不置可否。人们要观察和体验的,那就是在为了到达这一目的中的步骤和程序上,是否也同样正确和伟大。

   

   共匪们篡政后的前三十年,连糊涂人都明白了:终极伟大的共产主义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被共匪屠杀、整死了上亿人口的生命。通过无人性的野蛮程序和手段,不但实现不了任何的主义,甚至连共匪们兽性贪婪的欲望都满足不了。真可谓是:错把土匪当民主,误认流氓为圣贤。

   

   共匪篡政九年多后的1958年,国产、民产就全被共匪们共走了,全民是一片赤贫。这个时期,又到哪里去凑齐那百分之三十的拥护者呢?1959年开始的那场平均每十个人就饿死一个人的三年半大饥荒,于情于理都使我无法相信中国人会欢欣鼓舞地拥护一个让他们饿得半死不活的政权?没容中国人喘过一口气,一场十年半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共匪的元老叶剑英曾经说出个“两个两千万人”的数字。

   

   第一个两千万人,那是死于共匪篡政的三年的内战时期;而第二个两千万人,是死于文革的十年半期间。实际上死于文革的人口,有后人调查统计后说,应该是三千七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同样是神圣的。神圣的生命的消逝,就要有一个交待,或是泰山,或是鸿毛,是非曲直总要有个说法。死于共匪篡政的这两千万生命,是共匪为了当政,领导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共匪言而有信,篡政后即着手建设共产主义天堂。为此一目标,前三十年害死一亿条神圣的生命,建立起的却是一座用尸骨堆积起来的共匪的魔鬼的地狱,共产主义却不提了。可是,这前后总共一亿两千万条神圣的生命又如何交待呢?他们究竟是死于骗局,还是死于匪患?

   

   共匪用了“改革开放”四个字,就把一亿两千万条神圣的生命轻描淡写地给抹掉不提了。2007年有调查报告显示,在这后三十年所谓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死于非命的人数,平均每年都在二百五十万到二百八十万人之间。那就是说,十年就是两千五百万到两千八百万人。而三十年则是八千万条神圣的生命死于非命。

   

   他们的死,又怎么交待呢?死于食物中毒的人是为了改革?死于无钱治病的人是为了强大?死于矿难的人是为了盛世?死于豆腐渣工程的人是为了繁荣?死于屠杀和镇压的人是为了科学发展观?死于酷刑的人是为了和谐?死于城管队棒子下的人是为了八耻八荣?被迫自杀的人是为了保鲜?死于假、冒、伪、劣、毒产品的人是为了民本主义?

   

   其实这三十年,八千万条神圣生命的损失,只是为了共匪团伙成员们个个变成百万、千万、亿万的富翁。匪徒们致富的手段,除了抢就是杀,别无它途。现在我们该明白了:六十年前那场内战死亡的两千万条性命,是为了把中国大陆地区变成百分之百的匪区;而前三十年死去的上亿条生命,那是为了共匪们共走所有的国有和私人所有的全部财产。 而这后三十年死去的八千万条生命,是为了共匪们关起门来分赃。

   

   全部的国有、民有的财产全被它们分光了还不够。它们还打出了国家的名义,到处举债。今天中国大陆的国债,远远的、多少倍地高于1949那一年。而今天中国大陆的贫困人口,竟然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以上。大陆出现的冤民和无端入狱被强迫劳教的总人口,占中国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四。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的话,则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共匪们抢得农业破产,工业破产,商业是名誉扫地,山河破碎是千疮百孔。富了两百三十万个共匪家庭,但却只占总人口的不足百分之零点四。如此看来,毛泽东仅仅只是个侥幸篡政成功了的草寇。一旦君临天下,便得意忘形地胡乱指点江山,自以为争取到了百分之三十的民心,其实这是聊以自慰的百分之三十。篡政成功之前的二十八年,共匪们的种种恶行、罪行和劣迹,绝大多数的国人是早有耳闻,拥护共党政权的人在当时是微乎其微。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三千四百年,中国人经历了几十上百次的改朝换代。大大小小的皇帝们,中国人也见过三百多位。每个皇帝都想做明君圣主,个个都是奉天承运,都认为自己创建了不世之功,治下的国家是太平盛世。更巴望自己万寿无疆,皇权永固;而百姓们就必须扬尘舞蹈,三跪九叩,高喊谢主隆恩,皇恩浩荡。共党也丝毫不例外。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是有样学样,一丝不苟地照搬。

   

   三千四百多年了,除了国民党,从军政、训政,终于走上了宪政之外,就从来没有再任何的皇帝、圣君,主席、总书记、大救星、伟大领袖们,去站在民心和民意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好在中国的老百姓也麻木了。不管是谁来当政,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口吐莲花,老百姓们也只不过是随声附和地恭维一番。并不指望任何的恩赐,只是求得过上一个太平舒心的日子。就朝野相安,互不找麻烦,官家过官家的日子,老百姓过老百姓的日子。如果官家胡闹,民不聊生,那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反掉了又能怎么样,不过就是改朝换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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