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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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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政府的好坏是要由人民来评价的
·六十多年的文化沙漠上,再添六亿文盲
·暴力反抗共党是每位公民的光荣的权力
·为什么共党提出的主义和制度都遭人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习近平的路越走越短越危险
·满手血债的胡锦涛却有脸参加峰会
·共党没有开疆拓土,可行政建制增加了25%
·共党倒台是怨不得任何人的
·穷了六十多年的中国人仍将穷下去
·造假下的盛世能维持多久
·共党使所有的中国人蒙羞受辱
·共党的作恶是没有底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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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是自己把自己拉进绝境死地的
·共党的丢人现眼知多少
·共党的宣传既站不住脚又经不起推敲
·共党腐败的始祖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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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吃共党的苦头吃得还不够吗?

尽管中国大陆地区有十六亿人口,而且人口仍在高速增长之中,可是国土面积却还在被共党匪类们不断地出卖之中。人口增长,国土减少,于是共匪在三十多年前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词句,叫做“人口过剩“。继而又在“人口过剩”的基调上,又说出了“庞大的人口负担”这句话。接下来,就是共匪养活了十几亿中国人的潜台词。言外之意,就是没有共产匪类们的领和导,这十几亿人都将饿死无疑。 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共匪伟大。

   

   言外之意,就是十几亿中国人必须感恩。因为中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是个庞大的负担,中国人是毫无用处,可是还要天天吃饭。共产匪类们又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所以尽管每天耗费着大量的柴、米、油、盐,也要勉为其难的养活这一大群的“废物”。

   

   江泽民在美国,曾经对全世界的媒体说,“中国人的素质差。”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匪类们要养活着庞大的、过剩的、素质差的废物们。由此,江泽民就发明了令举世震惊的生存权的新理论。虽然这一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天才的理论,受到了世界的猛烈地批判和抨击,但是土匪就是土匪,视人命如粪土,就是匪性之一。

   

   毛泽东曾经对印度的总理尼赫鲁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就在中国打,可以牺牲三亿中国人。”根据当时的记者们的报道,尼赫鲁总理事后对媒体说,他怀疑自己是在同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打交道。当时,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是六亿,毛泽东要为民做主,上下嘴皮一动,三亿条生命是随时可以烟消云散。如此的气魄,尼赫鲁当然是比不上了。他是个民选的总统,在他的任期之内,平白无故地损失一条生命,他都会被国民们问责的。

   

   江泽民乃不学无术之辈。他的话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空前绝后的话。但在共匪团伙内部,江泽民却成为了继往开来的人物。他是“继”毛泽东之“往”,“开”了共匪将军朱成虎之“来”。朱成虎在香港对记者们说:不惜将西安以东全部领土被美国炸成焦土,也要与美国打上一场核大战。

   

   这个气魄比毛泽东又大多了。大半壁的江山,近十亿中国人的生命,全部的是灰飞烟尽。如此看来,共党匪帮内部是一脉承传。从毛泽东到胡锦涛,草菅人命,视国民百姓的生命如粪土的基本理论丝毫没有变。中国人为了什么要被共匪们做主、多少个亿的去死人?答案就是共匪们的话,“人口过剩”。庞大的人口负担,是共党匪类们耗费的钱粮养活着的素质极差的废物们。换句话说,那就是饿死一个少一个。一个一个地死,共匪们都嫌慢,巴不得是三个亿或者是十个亿的整群、整体的快去死。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毛泽东当政的二十七年,大大小小运动二十次,哪次运动不是几百万、几千万地死人?三年半的大饥荒,活活饿死了五、六千万人。在毛泽东的五本“巨著”中,在邓小平的理论中、江泽民的理论中和胡锦涛的理论中,以及匪党的党史、党纲中,可曾有过一个字,提到这五、六千万“饿死鬼”的?可曾有一个共党的匪首承担这五、六千万饿死冤魂的责任的? 全没有!

   

   毛皇帝是既不下罪己召,又不找一个替罪羊。文武百官个个装聋作哑,没有罪责、没有说明、没有解释、更没有个交待,如同这五、六千万生命从来就不存在一样。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1962年10月1日,匪首之一的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地宣布:“没有饿死一个人。”

   

   这就足以说明了,五、六千万条的神圣高贵的中国人的生命,在共匪的眼睛里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没有把中国人饿得亡了国、灭了种,就是共匪们的皇恩浩荡。可是,共产匪类们当政六十年,除去了涂炭山河,荼毒生命之外,又何尝于国于民有过恩呢?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共党的话语永远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问题是这一小撮,究竟是多少?

   

   在1950年的所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从现在已被曝光出来的,当时的共匪文件上,我们已经知道了:毛泽东三令五申,要按照人口比例枪毙百分之七。一些省和市,枪毙的比例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毛泽东就下文件批评是“胆子不够大”,“没有放开”,“必须达到比例”等等。甚至指示一些城市,“还要再杀几千人,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究竟在镇反运动中有多少人被杀?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三十多年前估计的数字是五、六百万人,后来上升到了一千多万人。前几年更有人估算,被杀人数应在两千万人以上。两千万,就是共匪眼中的一小撮。在以后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又多次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数,打击百分之五的一小撮。

   

   二十余次的大大小小运动,那就是二十余次的百分之五的人被整;二十个百分之五,那就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百分之百的国人民众们都被当作过一小撮而整治过。这就是本人曾经在十几年前的文章中,就公开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的原话是:“现今生活在大陆上的中国人,究竟能有几个人,能够站起来说,自己的家庭从1949年到1978年之间,没有遭受过共党的荼毒和残害的。”

   

   现在我敢说,即便是前三十年侥幸没有被残害过的人和家庭,在这后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和开放之中,也是不能幸免的。而且这后三十年,共匪是公开贪腐,公开的杀人抢劫,已经不是划定在百分之五,或者是百分之七的一小撮人身上了,而是对整个大陆地区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每个人而来的。

   

   如果说共匪的前三十年的统治大陆地区的民众们,受到的是第一茬苦和第一茬儿罪的话,那么这后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大陆地区民众们所受到的第二茬儿苦和第二茬儿罪。

   

   以1947年的土改运动为例,当时乡村的两千多万有房产和田产的乡绅们,被共匪以打倒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为名,究竟打死了多少人?最早的说法是两百万,后来说是死了四、五百万。根据对华北、华中、西南三大地区十多个省的初步调查,估算大约有近千万名的地主、富农们,丧命于土改运动之中。 他们的房地产和浮财被其他的农民们分走了。

   

   如果说杀了地主,富了三亿农民的话,共党匪类们至少在当时,还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一次合作化的运动,不但把农民分到手的地主、富农的财产充了公,连农民原有的房、地产、生产资料也被充了公。人民公社实质上是个集中营,全体的农民就变成了农奴,这是前三十年。

   

   而这后三十年,共匪开始了扒房圈地、苛捐杂税,逼迫着农民在家乡无以为生,只得进到城镇去作奴工。无福利待遇、低收入、无劳保,不但要忍受歧视,还时常拿不到工资,这是不是等于前三十年吃了共匪们的第一茬儿苦,受了共匪们的第二茬儿罪?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在共匪制下,三十年河东是吃苦受罪;这三十年河西,人民是吃二茬苦,受的是二茬儿罪。

   

   只要共匪还在大陆地区,哪怕再等上三十年河北,三十年河南,人们也只能是吃三茬儿苦,受四茬儿罪。不把中国人折腾得亡国灭种,共产匪类们是绝不罢休的。巴望着土匪们有朝一日能够金盆洗手,巴望着匪类们能够恢复人性善待百姓,那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没有自律性的人才去做土匪、强盗、地痞和流氓。法律又是土匪们订的,所以法律的他律性对土匪们是丝毫不起作用的。再加上匪类的政治体制之中,又没有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这套机制,由此三点我就可以断定,共匪就永远只能是共匪了。

   

   在以前的评论中,我曾经提到过一位与胡锦涛是清华大学同学的先生。这位先生祖籍安徽,祖上世代务农,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农家子弟考上了清华大学,那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喜事啊!到了北京,他一头扎在学习当中。

   

   有一天,他突然感到心惊肉跳,因为他十个月的时间没有收到家信。他立即回到了他的老家,结果发现了他的父亲、母亲和妹妹全都活活地饿死了。他成了这四口人之家中唯一活着的人了。他也曾盼望着共匪能对饿死的民众给个交待、有个说法,巴望着共匪们天良发现,他也可以去讨个说法。最后他绝望了,这位朋友开始了他自己的行动。

   

   他从祖居的村子所在的乡、县开始,每年利用休假就回去走乡串户,挨门挨户地去调查大饥荒中饿死的每一个人的姓名、人数和绝户的数字。二、三十年坚持不懈的调查,把周围相邻的县,相邻的地区,横跨河南和江苏,年复一年的调查。在他的调查手记之中,已经记录了几十万个被饿死的人的名字。

   

   这位先生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讲得很清楚,“大饥荒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一段灾难的历史。几千万人饿死不让说是不行的。谁该对这几千万条生命负责?罪魁祸首是谁?早晚有一天,人民是要追究责任的,并且要求国家赔偿。我现在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忘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准备将来清算。”

   

   这就是道义良知人士的形象,是人性的永恒的光辉。我永远坚信,中国人再多,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高贵的精神生命体,都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都在创造着历史,更是在创造着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种主义,可以残害一条高贵的生命。杀人就必须偿命、欠债就必须还钱。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政权杀人是政权犯罪。参与密谋、策划和执行的官员们、公务员们,都是杀人犯。奉命开枪杀人的军警也同样是杀人犯,绝对不能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为借口,逃避惩罚。军警是国家的公器,效忠的是国家,军警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立场。对于违宪、违法的命令,对于屠杀、镇压国人的命令,对于抢劫国产和民产的命令,对于卖国和丧权辱国的命令,就必须坚决抵制,拒不执行。否则,就和山寨中的土匪喽啰们毫无不同之处了。军队、警察和土匪的唯一分界线,那就是军队有军魂;警察有警魂;而土匪是无灵魂的兽类。

   

   正是因为大陆地区的军警不是国家的公器,而是共匪政权的打手和家丁。所以六十年来,这些打手、家丁们也在共产匪党们的威胁和命令之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些罪犯的名字,将被仇家和苦主们记住,直到有一天把他们送上审判台。在中国大陆地区,民间的反思运动,早在文化革命期间就已经悄悄地展开了。从对文革的反思,进而深入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种反思运动成为了思想解放运动。

   

   黔驴技穷的共匪团伙冒天下之大不韪,频频以屠杀、镇压的手段来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愤。非但没有达到共匪们稳定与和谐的目的,反而不断的激化和尖锐了社会的矛盾。从抗暴维权的声势一波高过一波的情形来看,中国大陆的社会状态早已是朝野分裂和相互对抗的形势了。

   

   全民大起义,驱逐共匪的行动随时可能发生。为了清算共匪的罪行,为了对在共匪政权下丧生的亿万条的无辜生命申冤雪耻,就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联合志同道合的其他人,对共匪历次的所谓政治运动,成立联合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其责任那就是查清历史的真相,厘清责任。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事件中的受害人及其家属伸张正义、恢复名誉,给与国家的赔偿。这是必不可少,而且早晚要做的事情。那就晚做不如早作了,使无辜冤死者的灵魂早升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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