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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會議:原因、過程與其災害後果


   作者:楊名易 ( Dương Danh Dy )

   
   
成都會議:原因、過程與其災害後果

   圖一、1990年9月的成都秘密會議使越南轉向

   
   
   
   
   BBC茲推介前越南駐廣州總領事楊名易先生搜集各資料,撰寫關於導致中、越共產黨某些領導人在1990年舉行成都秘密會議的各主要原因、過程以及其後果對越南之災害。

   
   
   越方原因

   
   我黨的主要領導人、堅決反對中國霸權擴張集團的人於1986年7月逝世( 作者並不注寫此人姓名,但按字句內容推測,應是指黎筍。譯者註 )後,使越南領導層,尤其是新的主要領導人有條件,代表持認為需要與中國發展關係正常化的趨勢,從而可擺脫柬埔寨泥潭,被圍堵和禁運之形勢,需要挺身應付多方面的問題……, 以及可以創造機遇,順利實行“ 革新 ”的轉變戰略。
   
   越南共產黨領導層和新的主要領導人認為:哥巴卓夫( Gorbachev )為首的蘇聯共產黨是修正主義, 只有中國共產黨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
   
   經體驗多方面的“ 痛楚 ”,也已看到柬埔寨“ 痛楚 ”之極大災害,新的領導層決心要比前更強烈地改變對柬埔寨問題的政策。
   
   越南正進行新的改革,由此也曾收穫諸多顯著的成果,若未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將在吸引外資和開拓對外貿易的方面上有所限制和遇到一定的困難。
   
   
   
   中方原因

   
   
   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內, 儘管北京領導層曾使用各種最醜陋、殘暴的手段,企圖使越南崩潰,須屈服於中國,但是越南仍然站穩,尤其是經過幾年新的改革政策和打開對外門戶後所獲取顯著的成果,使他們需要改變對越南的看法和舊政策。
   
   此外,美國對越改變態度和越美關係的初步改善也使北京領導層認識到若繼續拖長對越關係的緊張將使美國獲利。
   
   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正被禁運,與越南實現關係正常化將可為北京助勢。
   
   中國清晰地看到越南領導層的弱點,此時主動促成與越南關係正常化在對越政策和在國際上對北京將獲更多之利。
   
   
   
   國際原因

   
   
   中國通過蘇聯對越南施壓,需要讓步,接受中國的各項要求。
   
   東、中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不再存在, 蘇聯失去了領導權,隨時崩潰;越南面臨危機,失去多方面( 政治、經濟、國防等 )的依靠,必須尋找新的靠山,而此時中國是最適合的對象。 由此, 為了與中國迅速實現關係正常化,必須積極滿足中方的一些要求。
   
   
   
   成都秘密會議

   
   
   
成都會議:原因、過程與其災害後果

   圖二、成都會議按“鄧小平理論”行事,但其人並不在場
   
   
   
   會議舉辦時間和討論內容

   
   
   鑑於不能直接接觸我方所掌握的資料,筆者只可透過對代表團的翻譯同志和代表團成員、黨中央辦公室主任紅河( Hồng Hà )同志數次詢問所獲取的資訊。
   
   此外,丁儒廉( Đinh Nho Liêm )同志主動告知一些訊息並使用來自中方已公開少許的資料,那是《 李鵬日記 》( 中文版,2008年1月5日中國《 人民網 》 );李家中( Ly Gia Trung;時任中國大使館政治參贊 )的文章;《 河北新聞網 》2007年10月30日重登載於中國《 老人生活報 》的訊息。以及張清( Trương Thanh; 時任中國外交部亞洲司第一副司長、會議參與者。來源:《 世界知識 》雜誌,2004年第24號,《 新華文摘 》2005年5月號轉載 )的文章。
   
   為免於累贅和重覆,以下只注寫《 李鵬日記 》,代之上述的全部資料,以及筆者也特別引用《 陳光基回憶錄 》( Hồi Ky Trần Quang Cơ )2001年和2003年兩版本的內容。
   
   根據上述各資料,會議的演變過程和所達成的結果如下( 作者在本文所引述的全部中文資料均由本文譯者譯自越文。譯者註 ):
   
   “ 1990年8月28日下午, 中國駐越南大使張德維( Trương Đức Duy )收到國內指示,對總書記阮文靈( Nguyễn Văn Linh )轉言:
   
   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歡迎阮文靈總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杜梅( Đỗ Mưòi )訪華,時間為1990年9月3、4日,也歡迎范文同顧問同行。
   
   《 陳光基回憶錄 》透露,張德維含糊地說鄧小平可能前往會議與蘇兄( anh Tô;即范文同。譯者註 )會晤。 由於亞運會將在北京舉行,為了保密,故此會談安排在四川成都。( 李家中,《 成都會晤內情…… 》,《 河北新聞網 》, 2007-10-30日 )
   
   《 李鵬日記 》透露:
   
   “ 1990年9月3日早上,越南專機離河內,下午一點抵成都,越南代表團兩點抵達金牛賓館。我和江澤民同志在客廳歡迎他們,然後會談開始。”
   
   “ 儘管表示想盡快解決柬埔寨問題,但又表示不願干涉柬埔寨的內部事務。”
   
   阮文靈曾發表長篇講話,但現時還未能找來閱讀,因為雙方均未公佈,包括江澤民在會議上的發言和《 會議紀要 》。
   
   
成都會議:原因、過程與其災害後果

   圖三、1990年的越南領導層顧慮東歐的演變可成為共產陣營崩解。圖為越南領導人(左起)武元甲、阮文靈和杜梅同在觀禮台上
   
   
   李鵬認為:
   
   “ 在柬埔寨問題上,似乎阮文靈只想表示原則,而把重點放在中越關係正常化上。”
   
   “ 會談延長至晚上八點。 八點半才開始晚宴。 在宴桌上,我和江澤民同志又再輪流對杜梅和阮文靈做工作。
   
   9月4日早上, 我們和越南同志繼續會談。至此在會議中所提出的各個問題可以說已達到相當的共識,相當圓滿和充足。 決定草擬會議紀要。
   
   下午兩點半, 雙方舉行簽署儀式,由各方總書記和總理簽字。 那是中越關係的歷史轉折點。同日越南專機飛返回國。”
   
   
   張清的文章寫道:
   
   “ 這是十多年後中越兩國領導人的首次會晤, 雙方進行高級會談。 首先江澤民表示:中越關係已惡化了十多年。我們雙方需要貫徹鄧小平 ‘ 結束過去、開展未來 ’ 的理論。”
   
   
   
   同志加兄弟

   
   
   “ 除了恢復中越兩國友好鄰邦的關係之外,中方曾提出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重要建議: 越南撤出全部軍隊,柬埔寨各派會談,接受聯合國常務安理會五國制定文件的框架下,參加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國際會議, 那是中越兩國恢復友好關係的主要事務。
   
   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文靈感謝江澤民所發表的重要講話,他表示, 越中的友好關係正如胡志明主席曾說的 ‘ 同志加兄弟 ’ 那樣。 中國曾對越南的救國戰爭作出巨大的支持。
   
   遺憾的是,前任領導人黎筍曾執行錯誤的政策,使人們難以理解。 越南、柬埔寨兩國發生了十年的戰亂, 使中越關係嚴重破裂,越南人民無比傷心。
   
   
   
成都會議:原因、過程與其災害後果

   圖四、江澤民說:同志們到來,西方國家並不知道,也不讓柬埔寨各派知。我們對此十分警覺。
   
   
   現在我們決心修改以前錯誤的政策,恢復兩國兩黨傳統的友好情誼,共同邁向美好的社會主義道路。”
   
   至於解決柬埔寨的政治問題,阮文靈和杜梅都表示,“ 我們接受在文件的框架下,結束越南和柬埔寨衝突。”
   
   經過兩番( 九月 )三日下午和四日早上的討論,兩國領導人已達成重要的共識,簽署會談紀要文件。”
   
   江澤民總書記表示:從今起,中越兩國“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江澤民還說:“ 西方國家十分注意我們的關係。同志們來到這裡,至今他們並不知道,也不讓柬埔寨各派知道。 我們對此問題很警覺。 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越南、社會主義中國都由共產黨領導,他們在這裡談什麼呢? 所以我們對此行保密。 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 如果讓兩個共產黨握手是對我們沒有利的政策。”
   
   在對會議作評論之前,請允許筆者先說重要的一點: 江澤民和李鵬曾“ 表示 ”十分敬重越南代表團三位范文同、阮文靈和杜梅,視他們為其叔、父之輩。
   
   在此舉一例:為表示對其三位之敬重心,在會談的地方,他們被安置每位入住在相隔較遠的別墅。 請問這幾位七、八十歲的老人在會談疲倦後,回來又可以互相見面交換意見嗎?
   
   此外,為何鄧小平不參與會談也需要加以判斷。
   他恐怕被越方直接批評,為了在談判關係正常化時使越方緩和態度,為了使越方更易於接受中國的安排否?
   
   
   
   杜梅總書記

   
   
   ……接納了成都妥協,舉行於1991年6月17日至27日的越南共產黨第七次大會曾排斥阮基石( Nguyễn Cơ Thạch )同志出政治局和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成都會議:原因、過程與其災害後果

   圖五、成都會議後,黎德英和杜梅晉升為越南最高領導人。圖為1991年杜梅抵達北京訪華
   
   
   大會選了部長會議主席杜梅任總書記。之後不久,政治局委員黎德英( Lê Đức Anh )獲任國家主席。 如上所述, 1991年10月關於柬埔寨的國際會議在巴黎舉行,解決柬埔寨的基本問題。
   
   也只是按照中方要求,在上述兩大事件發生後,1991年11月5日( 即成都會議一年多後 ),由總書記杜梅和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 Võ Văn Kiệt )率領的越南代表團才被邀請抵北京,為兩國正式關係化寫下標誌。
   
   然而,在這次會議上,李鵬“ 開門見山 ”地指出兩國關係存在的諸多問題,其中有越南對華的債務,從越南返華的所謂“ 難僑 ”的問題…… (《 李鵬日記 》), 與此其時, 越方並無任何的反應。
   
   成都會議二十多年後, 現再回顧往事,人們將“ 悟 ”出幾點,而就自從傳達會議的“ 結果 ”,那時關心國家事務的人已或多或少表示不認同。
   
   首先,筆者敢於公開我方的一些“ 弱點 ”,同時也坦率地提及當時對國家造成損害的幾個“ 誤判 ”。
   指出那些事,並非是想對任何人追究政治責任,或抹黑和減少其聲譽,而只是為了一個目的: 若不認識我們全部那些的“ 愚誤、軟弱 ” , 不揭露至今此時此刻我們不少人仍誤認為那些是我們的“ 共產主義同志 ”,正在與我們共同建設“ 社會主義 ”等等的“ 陰謀詭計 ”,那麼,對我們民族將是一個“ 巨大、長久和隱藏的危害 ”。
   
   除了如上述對柬埔寨問題作無原則的讓步之外,越方還曾從未( 或不敢 )提及在以往的十多年裡製造越中關係分歧的原因,尤其是由北京領導層蓄意和主動發動的1979年2月邊界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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