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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梦魂影(十一)

第十一章。烟尘

   驻厂“四清”工作队以蔡队长为首,另有三副:杜队长、祖队长、土队长,以及小阚、小李,和两个女队员组成。另外又抽调了林牧晨、石月香、陈文礼三个学徒工半脱产参与查账,三个学徒的师傅周显庭、周林根、朱顺德都是党员。厂里一共有七个党员,其中宋子良、黄章龙、童开庙属于对干部审查的对象。还有一个是弯腰驼背的朱金福,他的生存模式就是绝对服从领导,埋头努力干活,马马虎虎吃饭。他唯一的追求只是要个儿子,为此,他曾听从别人的建议,买了一只甲鱼“壮阳”,不懂怎么吃,活生生扔进锅里煮,连五脏和排泄物统统吃进肚子,一时传为笑料。

   周林根是原支部书记,一脸麻子。他是因“打老虎”运动时表现积极而当了干部的,后来因文化水平太低,调来了宋子良替换他。他任职期间的主要“功绩”,是曾经写了一纸材料交公安局,把厂里两个工人送进了监狱,理由是两人在57年参加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游行队伍,属于闹事的坏分子。“坏分子”的师弟张金清吓成了精神病,一锤砸烂了自己的手表,后来长期关在精神病院,再也没有出来。毛毛跟童开庙去看望过他,他头脑很清楚,只是没有任何表情。

   周显庭长相很好,和毛毛谈起他的经历:以前拉过黄包车。最好的生意是去船码头附近,接到喝醉的外国烂水手,拉到小弄堂里扔在暗角落,拿走钱包就跑路。干完活,去跳舞厅附近,换上一套西装,就去跳舞。舞厅里女宾多半是纺织厂女工,他的老婆就是跳舞时结识的纱厂女工。后来他到沈礼国老板那里去干活,才安定下来。他的妹妹、妹夫在巴黎开餐馆,与中国驻法大使馆人员很熟。他是工厂第一代乒乓球队的三个成员之一,好像除了打乒乓没有别的爱好,也许还想跳舞,但怕老婆不高兴。他是工会干部,负责发放电影票等琐事。

   工作队队长蔡纪宏也喜欢跳舞,老穿一双香槟皮鞋,谈起跳舞就眉飞色舞。杜队长则一付苦大仇深的样子,他作忆苦思甜报告,说他受的苦“三天三夜说不完”,但说来说去就一件事:有一天他翻爬隔离墙,被租界巡捕揪住打了两警棍。阚光清是武汉人,念过大学,比较能说会道,不久,因为他追求石月香,周林根发难,小阚违反了工作队纪律,被开除了。

   66年夏,上海红卫兵在街头“扫四旧”,看见“资产阶级髮型”就剪成“阴阳头”,还剪尖头皮鞋、喇叭裤、“小脚裤子花衬衫”。地痞流氓乘机起哄,偷抢钱财,侮辱妇女。接下来,便是抄家,焚烧“封资修”书刊,开批斗会、游街。一时间被迫害者自杀成风,共和新路旱桥成了自杀热点,常见脑袋撞在铁轨上爆裂成碎片,血、肉、脑浆散落在路基碎石上难以清除,好久还能看到痕迹。大字报满天飞,许多贫民区也贴满大字报,给人的印象,这些贫民窟的居民大半是土改时从苏北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

   工厂大门对面的贫民区经常连夜开批斗会,批斗对象多半是些中年妇女,例如一个年约五十岁的又胖又黑的女人,胸前被挂了一串破烂鞋子,“罪名”就是“破鞋”。毛毛认为这种批斗会其实都是在假公济私地发泄邻里纠纷的积怨,很不严肃。

   地段医院的几个老医生几乎都被打成“牛鬼蛇神”,每天一早站在医院门口低头“请罪”。医术不凡的院长倪端方是头号“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她站立的姿态显得挺精神,“请罪”完毕,她挥挥小红书,字正腔圆地喊一声:“打倒倪端方”,然后大步走进诊室给人看病。

   报纸上的社论文章说“扫四旧”好得很,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工作队要求全厂紧跟形势,学习“十六条”,揭发坏人坏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毛毛在蔡队长的鼓动下贴出了全厂第一张大字报,批评陈德意老讲下流话。

   陈德意下象棋水平较高,但骄傲得过份,以致有时形成狂态而不能自制。他经常说话放肆,特别是惯于对女同事当面羞辱,例如当面说石月香、何丽卿这两个名字是妓女的名字,把石月香气得大哭。毛毛实在看不过去,想通过大字报批评,让他有所收敛。没想到这张大字报一贴,很快就跟着涌出了大量的大字报,内容集中于几个攻击点:1.要担任出纳的阿德交代贪污问题。2.揭发富农子弟阿军偷食堂的冷饭,有反动言论:“如果世界大战爆发就带几个美女躲进深山老林”。3.揭发支书宋子良以前当过“票友”。4.揭发童开庙以前参加过“一贯道”。5.揭发周某以前当过老鸨、女警察。6.揭发华龙珠有反动言论:“毛泽东的真名字是毛仁志”。7.批评食堂里的米缸里有鼻涕虫。等等。

   工厂里贴满大字报,四清工作团组织人员来观摩这个“样板”。毛毛发现,多数大字报都是厂里一帮围在当权者周围的人搞出来的,他们借此而对几个“不买账”的人进行了带高帽、挂黑牌、批斗、游街、逼供等折磨,并禁不住露出得意的笑容。照他们的说法,文化革命就是又一次“肃反”或“三反五反”,“啥人不识相,给他点苦头吃吃!”这帮人之所以能压制他人,主要的“王牌”就是档案,而档案的背后则是通向公安系统的直接关系。掌握档案的钥匙就是握住了整人的把柄,这才是真正的权力。以管档案的寿祖远为中心,包括了周林根、童开庙等十余人,经长期磨合,已然形成了一个“权势派”,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包括职位调动、加薪、困难补助等好处。

   毛毛因“第一张大字报”小出风头,加上他是学徒的学习组长,成为全厂的“红人”。但他觉得厂里是在拿鸡毛蒜皮瞎胡闹,当权派势力在整群众,离开了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他想跟上“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潮流,发起组织红卫兵,结果被权势派抢去了“组织权”,----------裁了一叠红纸,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发给他们认可的职工,反而把毛毛排除在外,还抛出档案材料,说他是“黑六类”。他不服气,又发起组织“风雷战斗小组”,开展唱歌活动,获得学徒工欢迎。结果,在“风雷小组”要宣布成立的当天,工作团长毕金康带领人马赶到,声色俱厉地强势施压,“风雷”夭折了。毛毛认为这是压制群众,便贴出大字报严厉批评工作队。此前还没听说过有谁敢对工作队说个不字,这一下好比掀了老君炉、捅了马蜂窝,医疗器械公司的四清工作团大批人员轮流进厂视察,气氛十分紧张,毛毛被踢出了查账小组。

   9月3日,来自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大楼,扬富珍等劳动模范呼吁保卫市委,到处可见观点对立的大字报大标语。毛毛连续多日去延安路和静安公园等处彻夜观察。接下来,他又去几个热点现场目睹并参与了一系列大事件,跟着造反派的红卫兵进入一幢幢高楼豪宅,听了许多激烈的辩论,拿到了大量传单资料,还在厂里散发了一些宣传品。通过进厂之后的观察,他认为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领导阶级,占据领导岗位的人普遍地不尊重工人、压制工人。他清晰地记得有身体缺陷的老工人夏怀卿被厂长奚落羞辱的那一幕,简直把工人当成狗都不如。他觉得,工人应起来争取应有的地位、权益和尊严,这才符合文化革命的方向。可是具体应该做什么,他并不清楚,只是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是好事,大民主是不会错的。

   不久,“造反派红卫兵”占据上风。“造反派红卫兵”与最早的“老红卫兵”主要区别在于:1.斗争锋芒对准“当权派”而不是对下层百姓。2.反对唯成分论。“老红卫兵”唱的“鬼见愁”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造反派红卫兵”唱的则是:“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3.主张群众有权自发成立组织。4.认为“两报一刊”的社论就代表党的领导。“老红卫兵”的代表是北京“东纠”、“西纠”、“联动”,和谭立夫的“出身论”,“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是“首都三司”、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红革会”等,风头一时的上海代表人物有劳元一、李功佐、包炮、周谷声、邱励欧等。两派主要的共同点,是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和表达方式的极左风格,“造反派”有时会表现得更左,例如贴出标语:“上海必须大乱特乱”、“红色恐怖万岁”等等。 政局风向大变,工作队也采取行动以跟上形势,由当权派领头组织抄家。在对资方经理秦炳辉抄家时,还叫毛毛也参加。搞了一夜,什么金银财宝、反动证据都没有,唯一的“收获”是没收了一罐人参药酒,来说明资本家多么享受。最多的“抄家物资”是沈礼国主动上交的两个箱子,里面是一堆进口的香皂、化妆品、女用透明三角裤等所谓“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毛毛觉得沈老板真不是个男子汉,为了做出一个彻底投降的姿态,竟把老婆的私生活用品拿出来展露。

   10月底,仪表机修厂的“学游泳战斗队”在全市贴出传单,提出学徒也要大串联。11月3日,丽园路仪表机械修造厂大厅里聚集了来自各工厂的近百名学徒,讨论如何组织北上大串联。结果分成两派,一派决定自行北上,一派决定先建立组织展开市内串联。毛毛支持后者。

   11月7日,毛毛在厂里宣布成立了“红旗暴动队”,想以此冲破工作队压制下的沉闷氛围。姜美宝、李雄强公开加入,陈宏根、欧阳兴华、杨仁荪后面支持。11月10日,“暴动队”要求广播【红卫战报】的一篇文章,被工作队拒绝,毛毛进广播室交涉,广播员石月香听工作队领导的,拒绝读报,工厂当权派组织人马围攻,“暴动队”寡不敌众只好撤退,“攻占广播室未遂”的“抢话筒事件”不了了之。

   接着,安亭事件爆发,上海大批工人、职工的组织相继成立。主张市内串联的一批学徒通过向房管局施压,经“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骨干林翌的协助,在云南路搞到了一间街面房,很快地完成了建立组织的工作,宣布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学徒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是仪表机修厂的周来发,发起人包括庄严、肖松柏、张景兰、沈国增、盛德馨等近十人,毛毛也在内。

   人员迅速增加,云南路房间太小,施展不开。于是无线电26厂的学徒占用了该厂一个苏姓资本家空关的住房,作为“司令部”办公处。那是一幢三层楼洋房,地处华亭路近淮海路,院子很大,有地下室和汽车库。二楼的一半住着苏老板的妹妹苏医生和女佣人。

   不久,组织内部产生了矛盾,在一次地下室会议上明确分道扬镳。庄严自任司令,去了云南路,跟他走的有张景兰、肖松柏等。周来发这边,将组织改名为【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取“第三”的用意,是与“红卫兵首都第三司令部”等几个都是“第三”的组织保持政治立场的一致、保持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不用“学徒”,是因上海话发音,令有些北方来的红卫兵听成了“恶毒”,而上海人多习惯称艺徒。周来发是组织最早的发起人,能力强、关系广、人缘好、办事稳重,又是摔跤好手,加上是家庭成分是工人,自然是兵团司令。沈国增为组织部长,盛德馨为宣传部长。毛毛为宣传主笔,并负责写大标语,例如用于文化广场的标语,每个字2米见方,写在西藏路路面上的标语,每个字超过4米见方,得用石灰刷或扫帚当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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