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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82)

乌金贝隆之旅:是寻找还是逃亡?
   
     1、传奇故事的梗概
   
     一本以99元的定价创下中国“国内最贵”的《西藏人文地理》,由北京某商业集团和西藏某文化单位联合打造,于2004年盛夏闪亮登场。在诸多人文地理类的期刊读物中,因天时、地利与人和,第一次亮相便不同凡响,令人瞩目。其重中之重,当推集图片、文字与DVD三合一的纪实作品《寻找乌金贝隆》,作者为该杂志的执行主编温普林。艺术家出身的他堪称资深“西藏发烧友”,不但有多年浪迹藏地的游历史,还有数部有关西藏的自述文体和纪录片享有声誉。

   
     所谓《寻找乌金贝隆》,是以作者重踏西藏近代发生的一场上千人的迁徙之旅来展现的。概括地说,是“上世纪50年代,在藏北那曲地区,一个骑着野山羊的小活佛,宣称自己能引领人们进入莲花生大士所预言的理想国——乌金贝隆。于是在这位被人们尊称为山羊喇嘛的带领下,先后有几个部落穿越了羌塘草原,经过阿里,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直至新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这几大部落公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叫札那仓巴,是声闻阿里的大修行者。一路上依赖他的智慧和神通,多次拯救了陷于绝境的队伍。他们历经艰辛,万里长征之后又发生了许多出人意外的故事。‘文革’时期,山羊喇嘛变成了女人,尔后在80年代初,全体藏族迁民又在一位康巴女人冈措卓玛的带动下,重返西藏。”
   
     这段文字是从杂志中仿照西藏传统经书样式制成的折页上摘录的。更有出自专业化的视角所拍摄的近百幅图片和近两小时的影像,记录了作者在一位活佛的引领下,寻访当年人物及其后裔的过程连同沿途绮丽多变的自然美景。而那位名为日桑多吉的年轻活佛,因为是札那仓巴的长孙和冈措卓玛的外孙,无疑为时隔40多年的回溯所得出的结论——“为寻求理想而出走、又为无法排解的乡愁而回归”——赋予了某种权威性。
   
     2、「乌托邦」似乎是理由
   
     由16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穆尔所创的“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完美社会的代名词,但如今也似乎可以把宗教意义的理想世界,诸如天堂、净土、秘境等等尽揽其中。而这通常是无神论者的一厢情愿,就像《寻找乌金贝隆》的作者将西藏佛教徒心目中的“乌金贝隆”比喻成“乌托邦”。当然,对于西藏之外的人们来说,早已十分熟悉的“乌托邦”要比出自密宗经典的“乌金贝隆”更通俗易懂,虽然那其实是两码事,因为“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但“乌金贝隆”却非虚拟世界,而是存在于现世却隐藏起来的某个地方,如同西藏宗教中独特的“伏藏”之说。
   
     于是在《寻找乌金贝隆》这三合一的作品中,“乌托邦”成为当年那场集体迁徙的理由。并为此特设专版,将东西方文化有关“乌托邦”的种种说法罗列其中,以表明人类对理想世界的寻求实乃一种生命的冲动和心灵的需要。然而,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藏北草原上几个部落的藏人离乡出走的理由,还是40多年后来自北京的温普林送给他们的理由呢?即便是那些游牧藏人的理由,又为何早不走,晚不走,偏偏会择选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而不顾一切地出走呢?
   
     用“特殊时期”来代指西藏的上世纪50年代实在言轻。事实上,彼时的西藏正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动荡。为了“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毛泽东派来了荷枪实弹的“金珠玛米”;为了“推翻万恶的三大领主”,毛泽东派来了发动阶级斗争的“工作组”。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席卷了千年平静的青藏高原,原本属于“山羊喇嘛”和札那仓巴的羌塘草原又如何继续往昔的生活?其实作者在文章中也含蓄地表露过:“在那样动荡的一个时期,可以说各个阶层的人,都突然丧失了以往的目标,都开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出路,这跟历史上其它类似的大规模的家族迁徙,或者远征的动机,都是一样的。要么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要么就是为了躲避大的灾难,如战乱和瘟疫,于是人们便上路了”。
   
     往往在危机的时候,宗教会显示出非凡的力量。我相信象征着幸福家园的“乌金贝隆”确曾鼓舞着深陷灾厄的人们,因为那正是一个迫切需要“乌金贝隆”的关键时候。“乌金贝隆”犹如在远方持续显现的美丽信号,似乎人人都看得见也听得到,毕竟人人都有求生的愿望。首先行动的是“一个骑着野山羊的小活佛”,据说他发现了一部记载着前往“乌金贝隆”路线的天书,宣称自己能引领人们进入“乌金贝隆”,而身边的长辈们竟也坚信不移,纷纷随之拔帐而去,并带动了周围几个部落也相继而去,这看似符合西藏民间的底层民众对待宗教的纯朴态度,但从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可推测,彼时事态已到了不得不走的地步,这使得他们的离去更像是逃亡?尽管沿途因天灾人祸导致的死亡非常惨重,却并未中止他们的脚步,难道是有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力量在催逼着他们,迫使他们只能头也不回地一意孤行?
   
     我采访过一位在那个特殊时期逃亡的藏人,当时才14岁的他原本是藏地东部一所寺院里潜心修习的活佛,却在由“解放”而引发的剧烈震荡乃至血光之灾中,不得不跟着无数同乡人匆匆地踏上了不归之路。“金珠玛米”将他们统统视为“叛乱分子”,一路围追,格杀勿论,一直追杀到了恰巧是“山羊喇嘛”刚刚离去的家乡。在这片寒冷、荒芜而且无边无际的羌塘草原上,逃亡者们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散的散。而那位藏人在他再也跑不动时,才发现他的身边没有兄弟也没有经师,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狠狠地大哭一场,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隐姓埋名的惊惶生涯。因此,在如此一种非人道的境遇下,与其说满怀梦想地四处寻找“乌金贝隆”,不如把“乌金贝隆”看作是逃亡者的归宿。
   
     然而,对于那些抛弃家园的游牧藏人来说,“乌金贝隆”在哪里呢?是已经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吗(它位于新疆西部,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如果不是,他们何以最终定居于此,繁衍生息于此,并“很快地融入当地蒙古人的生活之中”?可如果是,他们又何以仍然躲避不了厄运,被卷入肆虐中国各地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或被羞辱,或更加穷困,这并不安宁的异乡哪有一点儿“乌金贝隆”的影子?那么,当他们在二三十年之后拖家带口,重返故里,仅仅出于倦鸟思归的满腹乡愁,还是出于美好幻想的彻底破灭?我不愿意从这个“出走”又“回归”的故事,得出其中暗含的有质疑宗教甚至否定宗教的结论,可如今已是半老妇人的“山羊喇嘛”明确告诉采访她的人们:“乌金贝隆”不可能存在,这是迷信,不值得相信。不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话。我的意思是,或许她想要表达的是:“乌金贝隆”绝无可能出现在已经失却家园的无情现实中。
   
     事实上,无论是寻求理想也罢,还是逃离家园也罢,发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那场迁徙之旅,其结果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但多亏“乌金贝隆”闪耀着宗教境界的圣洁光环,使得波及数千人的悲剧反倒有了令人为之敬仰的神圣性。也就是说,如果是寻找,就是神圣的寻找;如果是逃亡,就是神圣的逃亡。“乌金贝隆”这个出自于西藏宗教的不朽意象,化作了唯一能够减少悲剧色彩的精神力量,支撑着饱受苦难的藏人们度过坎坷却不乏慰籍的一生。这样的事例,其实在许多民族的文化中都有类似的表现。
   
     我只能把当年口耳相传的“乌金贝隆”看作是彼时鼓舞人心的理由,却不会信服作者为我们展现的如此天真甚至充满浪漫情怀地寻找“乌金贝隆”的传奇故事是真实的历史。这怎能令人信服呢?除非是生活在另一种文化背景和另一个崭新时代的人,而西藏的土著人当中又有谁会由衷地认可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乌金贝隆”确实是一个基于空想的“乌托邦”,但不是那些游牧藏人的“乌托邦”,而是作者本人的“乌托邦”。包括他在寻访过程中,拍摄了不少今天藏人的家中都挂有毛泽东画像的照片,转述了当年出走的藏人们说起毛泽东时的无比感激之情,很容易让人认为“乌金贝隆”就是毛主席解放的“新西藏”,毛主席简直就跟莲花生大士差不多,而这其实也是他建构的“乌托邦”的一部分。在这个“乌托邦”的世界里,毛泽东从未走下神坛,就像现实中,早已成僵尸的他阴魂不散,至今仍笼罩于藏人的头上。
   
     3、会有一个「免疫」的西藏吗?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文化不可能“免疫于它的尘世关联”。他显然抓住了文化这个宏大的概念中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症结,同时也为某种评判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视角。“免疫”的说法深深地触动了我,使得一直以来在写作时有所意会却尚未明晰的障碍不堪一击。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这重负恰恰是因为硬生生地将文化与尘世剥离开来的某种主流趋势所施加的。
   
     是的,在文化与尘世的关系中,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尘世并非净土,瘟疫处处皆有。因此,当并不美好的现实中夹杂着那么多的病毒: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日常生活的;经济的、商业市场的等等,那么多的且凶猛的病毒无一日不在侵入我们的空间,无一日不在感染我们的心灵,我们又怎能视而不见或者一味回避呢?怎能有意无意地在文化活动或文化形态中,营造一个被“免疫”的尘世呢?实际上,谁都知道一个“免疫”的尘世是不存在的。今天没有,过去也没有。只有“乌托邦”才是“免疫”的理想世界。那么,西藏是一个“乌托邦”吗?换言之,尘世中的西藏是一个“免疫”的“乌托邦”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是,当尘世中的西藏被营造成一个“免疫”的“乌托邦”时,一个想象中的西藏便诞生了,它与历史上和现实中无以计数的土著人的遭遇和痛苦经验无关,与他们的真实命运无关。一句话,它与西藏人无关。
   
     当然在《寻找乌金贝隆》中,作者并未把历史与现实的西藏营造成一个完全“免疫”的“乌托邦”,多少提及了风云变幻的年月里几次重大的动乱给那些游牧藏人带来的灾难。但要嘛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要嘛就是附和多年来口径统一的宣传,如“因为最早的叛乱是从康巴地区开始的,是在一些上层的奴隶主策动之下而引发的一些地区的叛乱。这些避难的人也把一些可怕的传闻带到了藏北草原,致使人心惶惶的了。”又如“作为一个下层统领,他认为解放军救苦救难,跟他没有实际的冲突,自己不是了不起的达官显贵,他从心里对解放军没有恶意,解放军也不会伤害到他。但如果他不组织反抗或抗命不遵的话,他就会受到当地的部族联盟的头领的惩罚。……甲本洛桑对此完全清楚,同时受到山羊喇嘛的鼓舞,他急忙驱赶自己手下百十来户藏民上路了。”倒是“山羊喇嘛”在“文革”中惨遭羞辱的悲惨命运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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