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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金家父子的“艺术天才”与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

金家父子的“艺术天才”与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好文。顶!
   
   杨光
   
   一

   
   极权国家都是相似的,正常国家各有各的不同;“伟大领袖”都是相似的,正常领导人各有各的不同。
   
   毛泽东的拥趸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他们的“伟大领袖”才是雄才大略绝无仅有、丰功伟绩盖世无双的伟大人物,“世界一千年、中国一万年才出一个”,正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拥趸们也曾经固执地认为他们“亲爱的元首”、“慈父般的领袖”才是人类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人物。但是,让毛左们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东邻朝鲜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口气产出了三位希斯毛级的“伟大领袖”(去年年底,金正恩的正式称谓已经由刚接班时的“敬爱的金将军”改称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该称谓与其父、祖父同级),文韬武略,不可一世,超中赶苏,后来居上。
   
   据说金家三代都是神乎其技、无所不能的伟人。朝鲜的教科书上说,金日成轻功了得,曾踩着枯叶过大江;他家祖孙三代皆是天生的神童、神枪手,金日成的枪法曾打败了中国抗日英雄杨靖宇(更神奇的是,朝鲜的射击运动员见到了金日成打败杨靖宇的那把手枪之后技艺突飞猛进,终于获得了奥运会冠军)。有人统计过金家祖孙三人的官方头衔,计有1200多个,除了“伟大领袖”、“人民领袖”、“慈父领袖”、“红太阳”、“伟大统帅”之类各国独裁者“普适”的称呼之外,还有“天赐大将军”、“人类最高科学的拥有者”、“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等具有专业性质的别出心裁的头衔。金正日是“朝鲜人民的艺术天才”、“伟大的画家、音乐家、摄影家、戏剧家、电影艺术家”,他和中国的江青同志一样爱看外国电影,更爱亲自指导本国的歌舞演员和电影演员,大型歌舞剧《阿里郎》、《红楼梦》即是其悉心指导之作。除亲自兼任朝鲜各文艺院团的艺术指导之外,金正日还写过《论摄影艺术》、《论歌剧艺术》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光辉著作”。
   
   后起之秀金正恩更了不得,被朝鲜媒体誉为“天才中的天才”:2岁能背书,3岁会打枪,6岁会骑马,8岁驾驶汽车跑长途,17岁成了精通7国语言的文武全才,经他视察过的农场产量立涨三倍(可惜这一“光辉业绩”还是输给了毛泽东“大跃进”之“亩产十万斤”),他的下属们当面吹捧他为“无可匹敌的最高司令官”、“精通所有领域的伟大领袖”。金正恩可以“指导一切”——农民种蘑菇,空军打飞机,体操运动员拿大顶,妇产科医生接生小孩——没有什么事情是他金正恩不会“指导”的,所以,朝鲜人民深情传唱“除了您,我们谁也不认”、“没有您,我们都会死”这样充满了“正能量”的主旋律歌曲。不久前,金正恩神秘消失四十多天,当他再次露面,立即轰动朝鲜,《劳动新闻》以几个版面的篇幅注销了《真的很想见!》、《太阳般的微笑》、《人民爱戴的领袖》、《心脏的告白》系列文章,抒发了朝鲜人民见不到领袖“度秒如度日”的渴慕之情。
   
   二
   
   朝鲜政治的荒谬,朝鲜人民的苦难,我们感同身受,因为朝鲜金家王朝正是中国毛时代的缩影。正因为此,金正恩成了中国网民的笑柄。对比朝鲜,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感到庆幸:庆幸毛岸英死在了朝鲜,庆幸毛家王朝一世而亡。无论如何,邓江胡再不济,好歹也比金二、金三强。
   
   然而,我们的庆幸缺乏根基,有时候会变得很不踏实。最近,习近平主席做了一件正常国家的正常领导人不会去做、也不敢去做,只有变态国家的“伟大领袖”才配做、才有资格做的事情——他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向一群术业有专攻、除了两位“网络作家”之外均已成名成家的文学艺术家“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是最近中国外交部在谈到香港占中运动时的两个常用语),告诉他们应该写什么、唱什么、演什么,应该怎么写、怎么唱、怎么演。习主席如此英明神武,具有如此丰富的跨学科、跨专业的文艺知识,如此高超的艺术指导能力,恐怕不仅会让东厢隔壁那位金家小子不服气,也让我们这些对毛时代尚心存余悸的中国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它可笑,却笑不出来。按正常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事情朝鲜可以做、金家父子可以做、极权国家的“伟大领袖”都可以做,但习近平却不应该做,因为我们多少还对他有一丝信念,觉得他不是金三胖那样的人。可他偏偏就这样做了。这件事提醒我们,“祖龙虽死秦犹在”,“伟大领袖”的幽灵仍有可能附身在中南海某位新主子的身上,兴风作浪,大展余威。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爱看戏,和许多梨园前辈有着平等、诚挚的友谊,从来没听说习仲勋以高官身份“指导”过京剧创作和演出;邓小平喜欢陈景润,是金庸小说的书迷,但从来没有听说过邓小平对陈景润如何选课题、金庸如何塑造武侠英雄发表过意见;邓也曾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但声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做科学家的领导,只做“后勤部长”;邓小平倒是“亲自指导”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可惜并非专业高见,白花了纳税人不少钱,没见到什么效果;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也都曾与社会名流包括文艺科学名家打交道,但江泽民对巴金、周谷城、刘海粟,温家宝对季羡林、钱学森、何泽慧,都是极其谦恭,“执弟子礼”,不敢召见,只能登门拜见,温家宝更是对被拜见者作出近乎阿谀的当面颂扬。哪怕江泽民、温家宝只是装模作样或者存心当“影帝”呢,也比习近平公然教训后者“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人”更像个正常领导人的样子。
   
   共产党对文艺已经管得够多、够宽、够细了,党中央有中宣部,国务院有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解放军有总政治部,每个省、市都有省宣部、市宣部和网监,还有冒充“人民团体”的各级作协、影协、音协、曲协、舞协、书协等等,“我党”还要怎么样呢?非要像江青、姚文元一样,把文艺管死不可吗?即使有些文艺家不知趣、不像话,有些文艺作品“反动”、“低俗”、“做市场的奴隶”,政府要管,也只该用法律来管,何须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马?不是“伟大领袖”,你开什么“文艺座谈会”?显然,习近平已经不满足于像邓江胡一样“治国理政”。据说他并不喜欢东厢的金二金三,那么,他此番言行,师从何人?看起来,那个人不是习仲勋,不是邓江胡,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两年前,中共官方曾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其间,有包括莫言在内的整整一百位文艺名家接受某出版社的邀请,以联袂手书的独特方式向毛讲话致敬。毛泽东一生讲话无数、文章无数,而唯一单独获得周年纪念资格的,不是“两论”,不是“老三篇”,不是“红宝书”,也不是《炮打司令部》,而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来,有人说征服日本需降服其武士,征服中国需降服其文人,此言不虚。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成名成家的文人翘楚如此自轻自贱,将一篇把全国文人整体性降为体制附庸、贬作政治弄臣的暴君讲话奉为圭臬呢?习近平之所以召集此次文艺座谈会,大概正是受到了此事的启发。
   
   要想训一篇话而数十年之后仍让受训者念念不忘,这话恐怕不能对工人、农民讲,不能对警察、城管讲,更不能对律师、法官讲,只能对“文艺工作者”讲。我们这个国家如此怪异,农民知道“为什么人”而种地,城管知道“为什么人”而打人,妓女也知道“为什么人”而卖身,只有文艺工作者必须聆听最高领导人训话,方才懵懵懂懂有所领悟“为什么人”而搞文艺。是的,“文艺座谈会”不仅是训话者的个人耻辱,也是受训者的集体耻辱。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参会者因为“承蒙”召见、受到“习主席的重视”而“激动万分”,周小平之类小人就不必说了,某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也现出一副眉飞色舞、感激涕零的样子,跟朝鲜女演员得了“伟大的金将军”恩宠一样的表情,文人这个群体是该猛醒了!
   
   2014-10-20
   
   王德邦:回避时代苦难的文艺缺失良知与责任
   
   日前,北京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先生亲临主持并讲话,参加座谈会的各文艺领域的首领纷纷表态,其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作了《牢记良知和责任》的发言,说「从古至今,那些伟大的作家们,从未放弃他们对家国天下、对民族命运的责任,他们作品呼应着人民的忧乐,深沉地表达着把中华民族从根本上凝聚在一起、使人们向上、奋进的思想和情感。牢记良知和责任」。
   
   是的,从古至今的伟大作家无一例外地抒写着时代的忧乐,记录着时代的苦难,刻画着时代的美丑,直陈着时代的善恶,吟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声。然而,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否做到了这样呢?或者更直接地问一句,参加该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诸公有几人做到了这样?
   
   最近六十多年来,中国大地经历了世所罕见的人间灾难,从土改到反右,从大跃进到文革,从反自由化到八九学运,从清理敌对势力到全民维稳,从劳教到黑监狱等等。至今在历次灾难中,这片土地上已经公开披露出的受难人数从55万多右派,到三年大饥荒三千多万被饿死的民众,到十年文革近千万被害死者,以及八九学运中成千上万人的伤亡者,直至今天奔走于中国大地数千万的被劳教与被关黑监狱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华大地,半个多世纪来,已经找不出多少他本人或他的亲戚朋友没有受到过这样那样政治运动的迫害的人。如此灾难深重的一个时代,至今我们有多少文字对此进行过记录?有多少文艺工作者对此深怀悲悯而直笔著书?请问参加座谈会的诸公,在这个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你们为那些受难者做了多少良知的呼唤与道义的担当?当然,我不否认,在参加座谈会的诸公中,确有一些为反映这个时代的苦难做过努力,如陈道明最近主演的《归来》等。但是,仅就文学领域来看,相对于杨继绳写《墓碑》,杨显惠写《夹边沟纪事》,野夫写《江上的母亲》,谭合成写《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等等,在坐的诸公所做的显然尚有不足。
   
   良知与责任对于一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的确是至关重要,所谓文以载道,如果一个时代的文艺人物不能担当起应有的良知与责任,那么那个时代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艺,而只有媚俗与媚权,那些所谓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无非就是些谋名谋利的另类市侩而已。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真正良知与责任的担当者又是哪些人?我想那些不计名利,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揭露这个时代黑暗,敢于直斥这个时代的伪诈丑恶,敢于为民请命,敢于舍身卫道者,如刘晓波、刘贤斌、陈西、赵常青、郭飞雄、郭泉、杨天水、陈卫、丁家喜、许志永、朱虞夫、吕耿松、姜力钧、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李化平、张林、周维林、孙德胜、袁小华、张宝成等等,等等,以及那些为这个时代人权与民主进步甚至献出生命的人,如林昭、张志新、王申酉、八九死难者、李旺阳、曹顺利等等,等等。他们以牺牲自身的自由乃至生命来推进这个时代进步,来捍卫这个时代的尊严,所以,他们才是这个时代良知与责任的真正担当者。这些身体力行的时代良知人士,他们为民族进步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中有多少给予了反映?我们这些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列身于座谈会上的诸公,有多少对此虽身不能为而心向往之者,并真诚地力所能及地利用各种形式来宣讲与纪念这些良知与责任坚守者?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真切地反映这个时代追求进步者的苦难,那何以叫牢记良知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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