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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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 什么功?谁之罪?——《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一书导言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9/2014
   
   康正果: 什么功?谁之罪?——《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一书导言
   
   作者: 康正果

   
   为什么要把“毛”和“共”并称?因为毛泽东的是非功罪处处都与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你不可能把毛泽东只作为孤立的个人盖棺论定,要评毛批毛,必须把毛这个人置于中共集团从建立直至发展壮大的整个脉络中予以剖析和评判,而且要放在百年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进行透视和检讨,才能把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涉及到如何“还原”的问题。对当今从大陆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历史观从小即受到党化教育熏染的大陆华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尤为紧迫和必要。中共历代领导人绝对不提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共犯。这正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到胡锦涛和习近平不但不敢公开批毛,还要坚持维护毛泽东“伟光正”形象的原因。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毛为中共立的功越大,对国家和民族犯的罪就越深,而他的所有罪行也正是有赖中共集团建立的党军/党国体制,才得以无法无天地倒行逆施下去。
   一
   
   
   
   为什么要“毛”和“共”并称?因为毛泽东的是非功罪处处都与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你不可能把毛泽东只作为孤立的个人盖棺论定,要评毛批毛,必须把毛这个人置于中共集团从建立直至发展壮大的整个脉络中予以剖析和评判,而且要放在百年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进行透视和检讨,才能把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涉及到如何“还原”的问题。对当今从大陆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历史观从小即受到党化教育熏染的大陆华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尤为紧迫和必要。按照党化史观的说法,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才站起来了……若按照这一历史图景认识百年中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做过多少错误的或罪恶的事情,仅就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功劳而言,即已登峰造极,最最伟大,根本不容你有丝毫的否认。
   
   
   
   比如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近年来一直在严词批毛,甚至大胆控诉毛“罪恶滔天”,但他却仍不忘称赞毛“功劳盖世”,此盖世之功劳即毛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在1949年取得了全面胜利。所以另一个批毛健将辛子陵进而将毛定性为“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搞经济建设尽管接连失误,但所领导的“革命并没有搞错”。李和辛均属中共党内的批毛派,他们对毛泽东在中共夺取政权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批评得不管多么尖锐,始终都没能尖锐到跨出1949年这一被称为“解放”的历史划界。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赶出了大陆,要论这一打天下的丰功伟绩,毛泽东自当居于首位,而在中共集团内部再往下逐级评功论赏,可以说人人都荣膺其应有的一份。李锐和辛子陵两位旨在救党的批毛派同样也包括在此功劳圈内,他们再怎么说都不会否定自己安身立命的那场革命。
   
   
   
   这一党化史观更影响到党外,从大陆的全体俗众到体制内外的学者,直到反共人士中的批毛选手,也都难以脱弃“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势。连曾以其“历史三峡”论说著称的唐德刚教授都难能免俗,在他的《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一文中大发似是而非之论,说什么这一百多年来属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民主共和的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一无法按理出牌的乱世,越流氓越霸气就越有抓胜算的机会和占优势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确定为历史的“客观实在”,后者被聚焦为毛泽东的“主观条件”。唐教授纵观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以及中共内部的一系列恶斗,他发现独有枭雄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与乱世的客观实在配合得恰到好处,正应了“时势造英雄”那句俗话。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语调,按照他的推论,毛泽东及其中共集团的罪行不管多么罄竹难书,就因为他们最终打了胜仗,你不但无法否认他们顺应历史必然性——这个传统“天命”论的现代表述——夺取政权的事实,更不得不承认毛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的伟人。1
   
   
   
   唐教授的犬儒史观是很有代表性的,环顾我们周围惯于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怀有类似的奴从心态。即使他们都亲眼看到毛泽东“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事实,你也难以通过三言两语的辩驳,从他们头脑里剔除那“开国有功”的崇毛顽念。直至毛泽东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从学界到民间,像唐德刚那样把毛的生平作“虎头与蛇尾”两阶段切割的看法还是相当普遍的。
   
   
   
   把毛泽东生平功罪作“解放”前和“解放”后切割划分的说法其实首先出自中共元老陈云。对陈云及其中共集团来说,毛泽东所有的“功”都是给共产党立的功,所以他们一致称赞毛“开国有功”。至于说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那是因自1949年以降,包括陈云在内的不少领导人在治国问题上曾与毛发生过分歧,他们因而在历次运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特别是到了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这一伙也都算“开国有功”的党政军领导均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猛斗,连他们的家属都受连累遭到迫害。因此他们才在毛死后的党内会议上提出毛 “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说法。但他们绝对不提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共犯。这正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到胡锦涛和习近平不但不敢公开批毛,还要坚持维护毛泽东“伟光正”形象的原因。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毛为中共立的功越大,对国家和民族犯的罪就越深,而他的所有罪行也正是有赖中共集团建立的党军/党国体制,才得以无法无天地倒行逆施下去。
   
   
   
   因此,当我们把1949年前后的中国社会按照被告知的“解放”前和“解放”后来称呼时,我们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解放”后是幸福的新社会这一人云亦云的说法。说话的主体于是为官方的话语实践——亦即权力本身的实践——所支配,糊里胡涂接受了中共有关历史和现实的定性。其实连包括讨论“毛泽东功罪”这样的议题在内,也都受到了中共官方话语实践的限制。话语实践对人的思维限制力是很厉害的,你只要考虑到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功”,你就被坎陷到他“开国有功”的思维定势中,也就认同“毛泽东虽有错,共产党依然伟光正”的说法了。这就是为什么自毛泽东去世以来,偏于检讨毛泽东与中共集团1949后种种罪行的论著比较多,而专就所谓“解放”前那一段历史来审判毛共罪行的论著却非常少的原因。
   
   
   
   本书的宗旨即在填补此一空白。我的出发点是,完全摈除“毛泽东功罪”论这一明显有限制性的议题,直接把毛共还原到他们打天下的整个进程中予以历史的评判。这就不只限于审视“土改”、“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1949之后的那些罪行了,而是要踢破“解放”这道铁门坎,一直追究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活动,以及毛泽东早期参与其中的种种言行,挖出赤祸的根源,进而揭示他们的武装夺权斗争如何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恶性互斗,如何破坏了和平建国纲领,最终把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引向了反国家反民族的歧途。
   
   
   
   二
   
   
   
   那么,中国社会转型的民族主义正道又何在呢?众所周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主旋律,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新兴的主义却非我华夏族群的国粹,我们的国粹乃是大而化之的天下主义。其实要追根溯源,就连“中国”这两个字的组合在最初也仅表示华夏族群所处的地理方位,而非一正式的国名。它义指这块处于中心的土地是华夏文化的天下,哪一家哪一姓在这块政教领地上建立了朝廷,他们便拥有了本朝的“天下”。 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既划分严明,又伸缩可变:“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从五胡乱华到元蒙和满清入主中国,一批批入侵的夷狄均在拥有天下后也都以华夏自居起来。天下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妄自尊大,直到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一系列碰撞,才碰出了它虚弱衰朽的本质。西方国家最初只是本着自由贸易的观念来中国投石问路,希望与清政府建立通商关系。但满清皇帝及其官员却以天朝自居,对英国派来的外交使团,仍旧以前来朝贡的番邦相待。他们既无意认真了解和应对西方国家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和关税保护,也对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和国家主权缺乏起码的认识。结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闹到最后,硬是让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天下主义的大架子从此威风扫地,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被一步步激发得高涨起来。
   
   
   
   英语nationalism一词通常被译为“民族主义”,但也有人把它译为“国家主义”。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该词有时偏重民族导向的一面,更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有时则偏重国家导向的一面,更强调一个具有高度主权的政治实体。我在《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一书中曾有专章详析这方面的问题,现可在此简要地总括说:民族主义最先是在荷兰、英国等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构成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它表现为市民共同体为冲破教区的限制而追求自治的努力,纳税人参与议政和决策的要求,议会对王权的挑战,商业协会寻求和建立武装保护的谋划。欧洲社会冲突摩擦了好几百年,正是在各国内部缔造商业繁荣和在各国之间展开贸易竞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与封建领主边抗争边和解,拉开了逐步趋向共和的阵势,一个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此而陆续建立起来,最终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体。正如Liah Greenfield在她论述民族主义的一本专著中所说,现代西方文明实为一“经济文明”,只有在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国家价值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可能发挥强劲的动力作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竞争进一步促使此强劲的动力向欧洲以外扩张下去,英法等国的商船满载货物,纷纷在本国海军的支持下向亚洲开辟市场。面对这突然来自海上的挑战,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备受打击,天下主义再也难以维持其原有的天下。2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西潮冲击的强烈反应。此反应既有其正面的成分,也产生了不少负面作用。满清皇帝及其官员的天朝心态最关注的是维护天朝的尊严,实际上也就是皇帝和官员的面子,为保住皇权的至尊,他们往往置国家的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从鸦片战争吃败仗到八国联军入京,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多是吃了妄自尊大的亏。朝廷始终缺乏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却纵容义和团之类的民间仇外势力去滥杀传教士和外国使节,无论就当时的国际公约或交战国双方应遵守的准则来说,这种煽动暴民袭击非武装外国人的做法都是很卑劣的。由此可见,自从清王朝的天下主义受到冲击,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即含有浓厚的暴民式排外倾向,而这一帝制末世形成的民族心理病灶正好成为此后中共势力赖以寄生的温床。在中共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负面动力始终都被用于发挥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破坏作用。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在反复利用此富有中国特色的爱国狂热,妄图以中国崛起的姿态建立其全球化格局下的红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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